【赏析】
此诗写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杜甫由长安回奉先县探家之时。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求得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从九品小官。官定后，回奉先探家。此时安禄山起兵范阳的消息尚未传至京师，但诗人已敏感到大乱将至。杜甫将自己此次探家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这首千古不朽的长篇杰作。
这首诗长达五百字，可分三大段：从开首至“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集中抒写自己辅君济民、窃比稷契的平生志向，壮志未酬的抑郁悲愤。从“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为第二段，述其旅途见闻，集中写过骊山时的见闻和感想，揭露唐玄宗、杨贵妃及其幸臣们在骊山歌舞宴饮，不恤国事，聚敛百姓，荒淫享乐生活，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展现了社会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慨叹统治者穷奢极欲而不恤民穷时艰。“北辕就泾渭”以下为第三段，写旅途之艰难与家室之不幸。“官渡又改辙”，“恐触天柱折”，“枝撑声窸窣”，“川广不可越”等语，虽为写景，实则暗示时局之严重，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入门闻号咷”数语，写自家的不测灾祸。末几句写老杜推己及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
此诗题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叙述自己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的行程，不过寥寥数十字，而“咏怀”才是诗歌的主体部分。全诗以咏怀为中心，抒写自己对身事、国事、家事的无限感慨之情。吴赡泰评此诗曰：“长诗须有大主脑，无主脑则绪乱如麻。此诗身与国与家，为一篇之主脑。布衣终老，不能遂稷契之志，其为身之主脑也;廊庙无任事之人，致使君臣荒宴，其为国之主脑也;前由身事入国事，转入家事，后即由家事，勘进一层，缴到国事。绪分而联，体散而整，其由主脑之明故也。”此言极是。这首诗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自挥霍无度的皇帝，下至无以为生的百姓;大到邦国存亡，小到家室悲欢。叙事、描写、议论互相穿插，若无主线贯穿，确有绪乱如麻之虞。此诗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之情为贯穿全诗的主线，三大段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第一段主要写身事，由以身许国、窃比稷契的理想，写到壮志难酬的悲愤抑郁和矢志不改的坚定决心;第二段主要写国事，揭示社会上尖锐的阶级对立，揭露皇帝和朝臣们的荒淫无度;第三段主要写家事，由自己家的丧子之悲，推及平人、失业徒、远戍卒，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三段各有侧重，而又有机交织。无论叙事、咏怀，均以志存稷契、心忧天下为中心。浦起龙说： “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去读，断不宜如朱、仇诸本，琐琐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赉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 ‘许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 ‘忧端终南’ 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其 ‘稷契’ 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深危而极虑者。故首言去国也，则曰 ‘穷年忧黎元’;中慨耽乐也，则曰 ‘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则曰 ‘默思失业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 ‘稷契’ 者，固非虚语; 而结 ‘忧端’ 者，终无已时矣。”(《读杜心解》)此论可以说是对“有大主脑”的精辟阐释。此诗选材典型，内容丰富，篇幅宏大，头绪纷繁，但由于主脑明确，统摄全篇，故其虽断续开合，百转千回，却终能首尾呼应，一气流注，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无遗，将深厚的忧国忧民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使全诗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此诗为杜集中之洋洋大观者，其主脑明晰的特点向为人们称道。这一特色在其稍后所写《北征》诗中同样十分突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同样以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将身事、国事、家事交织在一起，写出了浓郁时代气息的“诗史”。施补华评此二诗时说：“后人无此才气，无此学问，无此境遇，无此襟抱，断断不能作。”(《岘佣说诗》)此说颇有道理，但这也是极而言之。后人虽不能全似老杜，但也多有得其笔法者，如晚唐李商隐的名作《行次西郊一百韵》，通过对京城西郊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描写，高度概括了社会动荡、百姓苦难的现实。虽不及老杜之《咏怀》、《北征》，然其主脑清晰、气格苍劲，也不失为一篇 ‘有大主脑’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