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的政治论文如《策略》、《策别》、《策断》里各篇，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精神上继承了贾谊、陆赍的传统；而文笔纵横恣肆，又显见《战国策》的影响。贾宜纵览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到北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丰富了。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他在仁宗末年所进策论，对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确有所见并提出自己的对策的。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见《策断二十三》）。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这随贾谊《陈政事疏》的精神一脉相承。他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政治论文的另一表现形式。《平王论》反对举寇迁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读书，专为应举，“不能晓习时事”（见《上韩太尉书》），他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同时表现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劝亲睦》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在《武王论》里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在《商鞅论》里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至于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说诸葛亮只要费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的君臣，举兵灭之，更是不审察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他这部分文章虽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可取，而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土子的敲门砖。“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莱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他在实际政治中受过较多的锻炼，逐渐改变纵横家的习气。他在元佑、绍圣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陆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