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2018-07-16苏轼

  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蓬《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由于苏轼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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