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诗其十一 陶渊明

2020-06-22陶渊明

  饮酒诗以酒寄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饮酒诗其十一 陶渊明,欢迎阅读欣赏。

原文:

  饮酒诗(其十一)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莸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足恶,人当解意表。

翻译:

  人称颜回是仁者,又说荣公有道心。颜回穷困且短命,荣公挨饿至终身。虽然留下身后名,一生憔悴甚清贫。人死之后无所知,称心生前当自任。短暂人生虽保养,身死荣名皆不存。裸葬又有何不好?返归自然才是真。

饮酒诗二十首赏析

  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作年,迄无定说。{1}邓小军先生“根据对《饮酒》序、诗,相关史事时地,以及相关修辞手法的考察,认为《饮酒》诗不是作于东晋而是作于刘宋”。并推定“陶渊明《饮酒》诗,作于永初三年秋分八月初十之后一段r期”。③笔者基本认同此一观点,结合相关史料以及《饮酒》诗中语辞,进而认为《饮酒》二十首是渊明写给挚友颜延之的劝谏语、劝慰词,是陶颜之间体贴入微的关怀、关切,从中尤可见出渊明对延之的一片良苦用心。{4}延之在《陶靖节征士诔并序》中具体记载了二人谈话的情况,渊明二十首《饮酒》诗则是二人谈话主题以及主要内容的诗体、诗意表述。另,《停云》诗的主旨,亦当与延之相关,其作年当在宋景平元年(423)春。

一、《饮酒》诗创作时间补证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5}

  邓小军先生“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德恒按:比,亦有版本作秋)。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1}邓氏又云:“名酒价格昂贵,陶渊明弃官归隐之后躬耕自养,经济不会宽裕,哪得名酒?更哪得大量名酒以致可以‘无夕不饮’?而《宋书陶潜传》所载颜延之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经过江州(今江西九江),‘日日造潜’,‘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显然,颜延之这一罕有的馈赠,甚有可能是陶渊明获此大量名酒的来源”。“试问:陶渊明的后半生,乃至人的一生中,秋分时日获得大量名酒之馈赠,能有第二次否”?③

  笔者认同邓氏对《饮酒》诗作年的考定,并认为渊明《饮酒》诗确与颜延之有关,但是并不认为渊明大量美酒是由延之临别所赠“二万钱”所致,而是认为大量美酒本即延之所携,《饮酒》诗并非作于延之既去之后,而是作于陶颜乐处之时,这是笔者与邓氏的主要分歧所在。简要考论如下。

  第一,由《饮酒》序中“偶有名酒”句,可知此名酒必非寻常途径得来。据《宋书陶潜传》:“亲老家贫,……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p,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p。”{4}《礼记月令》:“乃命大酉(音缩。大酉,酒之官长也),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六者尽善,更得醯浆,则酒人之事过半矣。”{5}据此知,即使是渊明尚为彭泽令,尚能役使人吏时,其所饮之酒的寻常、惯常之来源,亦是种秫稻以自酿,渊明令吏将公田悉种秫稻,其用意便是以之为酿酒的原材料。⑥那么,渊明“闲居”之际,绝无骤得大量名酒之可能。有之,则必为非常之人造访时所携来者。

  第二,据《宋书陶潜传》:“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7}此固可见渊明之真率,然更可见者,乃是渊明对世俗普通“造之者”的厌恶。而《饮酒》序中却分明说:“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且“纸墨遂多”,更“命故人书之”,由此可见,携大量名酒造访渊明之故人必是与渊明莫逆情款、心灵相契者。若为一般访客,窃恐渊明或婉转谢曰“卿可去”,或刚拙乃至“麾而去之”也,岂复有此缠绵往复情致耶?

  第三,陶序称“聊命故人书之”,亦含深意。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谢I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尚书。风华黼藻,当时独步,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馀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8}可见延之虽书法不及小谢,但已入高品。又,其所擅为草书。笔者所以怀疑渊明“聊命故人书之”有深意存焉亦在此,即:一来草书龙飞凤舞,非专于此道者不易解之。渊明二十首《饮酒》诗尽是对晋宋易代之际政治态势之看法,尽是对“故人”前程、出处甚至命运的真诚关怀、关切,尽是对挚友真挚的规劝、劝谏,此是渊明与“故人”间的私密,自不当为他人知晓。以此而论,“故人”为颜延之的可能性极大。二来如果渊明“聊命故人书之”是指命颜延之书写《饮酒》诗,那么这正是再次令延之将自己的规劝、劝谏铭刻于心,以免致祸难全之意。

  第四,关于颜延之出守始安之年,邓小军先生考定为永初三年(422)秋,{1}此处再增补一证以实其说。据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此颇可留意。此处之“弘”指江州刺史王弘,据《宋书王弘传》,“(义熙)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荣华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③据此可知,既然王弘永初三年入朝,那么他“欲邀延之坐”之下限即为永初三年。此可补证邓氏所考延之出守始安是在永初三年的结论。

  综上可知:第一,渊明大量名酒之来必为非常之遗,而延之具此馈赠之财力;第二,渊明大量名酒之饮必为非常之人,而延之与渊明情款神契,相好莫逆,具此特殊之身份;第三,延之素质、身份恰与《饮酒》诗序言“聊命故人书之”中的“故人”相符;第四,通过对王弘经历之考论,可知颜延之出守永安之下限即在永初三年。正因为颜延之是在政治昏暗、朝局复杂的时期一麾出守,其所亲者或贬或戮,所疏者柄政当轴,延之自身前途亦殊难逆料,道经浔阳,渊明得无戒之乎?延之能无请教乎?但,毕竟陶颜所谈为隐蔽事、私密事,故陶《饮酒》序出言“闪烁”:名酒之来,不叙始末{4};故人为谁,不道甲乙;醉后题诗,讳无诠次。然饮至于复醉,醉后尚能题咏,此岂真醉之人耶?于兹可见渊明序辞之闪烁,实是欲吐还吞、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深衷。概言之,陶颜交谊,以及颜延之于永初三年仓皇出守,在浔阳与渊明相会、相谈,这是渊明《饮酒》诗的创作触媒及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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