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
写作素材
像冲破笼子的鸟儿回到树林，像久困池中的鱼儿游进河流，脱下官袍卸去乌纱的陶渊明感到一身轻松。“舟遥遥以轻扬”，何等畅快;“风飘飘而吹衣”，多么潇洒;“悦亲戚之情话”，感受温馨;“乐琴书以消忧”，享受怡然。
从此，没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须过一种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落在陶渊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锄头那样把生活的责任扛起。农忙时，南山下种豆，清晨荷把锄头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诗人斗气似的,长得比豆苗欢实,诗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东山才荷锄而归,但他并不觉得累,一天的辛劳早被对丰收的憧憬冲淡。农闲时，他东篱下采来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闲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时也走得远点，“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那种浪漫成为后世企羡的流风余韵。
让我至今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双白晰的握惯了笔管的手，是怎样握紧了那粗壮又粗糙的锄柄去南野开荒的?一个文人改行去做农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呀!世俗的议论，贪官们的讥讽，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渊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远的人才能甘于清淡的生活。陶渊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圆十来亩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边建造八九间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绿树掩映之中。屋后种上榆树柳树，屋前栽上桃树李树，春天，桃花粉红，李花雪白，榆钱飒飒，柳条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纷纷成熟，可缓一时之饥。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炊烟的缓缓上升中，这样一种田园生活是后世多少都市人梦寐以求的风景。
与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者的阿谀谄媚、巴结奉承和投机钻营相比，陶渊明守住心灵乐土，不愿做贪官昏官的选择确实难能可贵。对于当今热衷功名利禄、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人，着实是一种很好的启迪。
不要批评陶渊明的隐居是消极避世，难道我们要求他揭竿而起么?在那样一个“举世皆浊”的世风中，陶渊明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已属不易，须知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试想，如果陶渊明不辞彭泽县令，会怎样?晋朝只是多了一个有良知的官员，而中国却少了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中国诗坛上将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再说，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他会依然归隐吗?
宝贝放错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渊明是找准了自己位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
陶渊明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经历岁月的风尘，愈加高大厚重。
(此文为下水作文，针对“得到与失去”、“找准自己的位置”、“宝贝放错了位置便是垃圾”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