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隐逸诗中大量地抒写了自己以告别官场隐居田园为最佳归宿的思想感情。
陶渊明经历了从出仕到归隐多次回旋反复的痛苦徘徊之后，最终才选择了回乡躬耕的，而这个选择充满着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尽管在他辞去彭泽令归隐后，仍不时出现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叹老嗟贫的牢骚，并没有动摇他守拙固穷老死田园的原始意向。
陶渊明用诗歌真实坦率地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尽相同的心态，以及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那种远离官场的告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即便是在出仕期间他也总是“慷慨思南归”，怀恋家乡的山水和生活。于是，从第一次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到后来做刘裕镇军参军时，竟刚刚离家上路就已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满心悔意溢于笔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于这种“一心处两端”的仕与隐的徘徊苦闷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间(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职，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又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渊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诱惑，一方面是“旧墟”的召唤，他一再表示“富贵非吾愿”，希望回到故乡“养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节操。元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干脆在去刘裕镇军府上任的路上就开始为离开仕途作打算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仰观飞鸟在天，俯视游鱼得水，把自己推到这样的一个充满意味的审美现场中，怎么能不强化他的归隐之心呢?《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写于义熙元年(405)改任刘敬宣建威参军时，他自叹“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自己虽然身在官府，形为物拘，但是“归去”的心声却越来越清晰。换句话说，在陶渊明心中的这种告别意识不但未被岁月抹去，反而更加强烈了。
当然，在陶渊明的诗中也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他的那份“大济苍生”的凌云壮志。不可否认，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毕竟是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正是在这种意念的驱动下，陶渊明才会几次离开田园，只身跃入政治的风浪中。40岁的陶渊明在《荣木》诗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最后一段又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花开花落，日月更替，“徂年既流，业不增旧”，虽然时光在飞逝，便是“总角闻道”的自己却“白首无成”，每想到这一切，他就难以抑制住懊恼的情绪，弘道济世，建功立业之心在胸中踊动，“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两句不禁会引人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这两个人身上所共有的不都是那种自居为历史和社会支柱的精神吗?陶渊明的这份干云之志在其它诗文中也曾表述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尽管其中充溢着豪侠之气，便那毕竟是陶渊明心中那份不甘抛弃的价值关怀意念的体现，也正是在这种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几次离开田园，外出求仕谋职。而在归隐田园之后，他是否就真的彻底淡泊名利，心静如水呢?其实也并不尽然，他对自己的一生也难免会感到遗憾，如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在写了自己“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舂秫作美酒，酒孰吾自斟”的悠闲、宁静的生活后说：“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是说这样的生活也有其乐趣，可以让他聊且忘掉功名事业。又有一首《岁暮和张常诗》诗中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可见他虽然实践着顺天履运的生活方式，却还是难免为年岁老大，事业无成而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但那仅仅是慨叹而且已，决不足以动摇他原初的意念。在陶渊明内心的出与处的天平上，归隐思想始终是占上风的，只不过真率的陶渊明习惯于将他那一颗平常心用诗歌记录下来罢了。也正因为这种真实的记录才使得他的隐逸诗格外动人。
陶渊明的追求隐逸固然同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隐逸观有思想承袭关系，也受到庄子出世哲学和当时江州地带隐逸风气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源自他本人对于混浊、残酷的现实世界的认知。可以说正是陶渊明心中深埋的这份强烈的对官场的告别意识，使得他和整个社会保持着一个相应的心理距离，对现世增添了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所以在陶诗中，这种隐逸思想的倾诉和对田园生活的眷恋总是与对现实世界的冷眼评价紧密相连的。他勾勒的现世情景是这样的“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上古时的淳朴敦厚的世风已荡然无存，儒家的论理道德观也丧失殆尽，官场上更是充斥着虚伪和欺诈，“世俗久相欺”，“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他把仕途的险恶比作“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个体在宠大的社会面前不过是被嘲弄、被欺侮的对象，根本没有能动性。“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成了社会常态。这一系列的认识是陶渊明从五次踏入官场的痛苦实践中得出来的，是用一种告别性反思的目光领悟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陶渊明才最终舍弃了那广济苍生的善良愿望，于宁静的田园终其一生，“荣华诚可贵，亦复可怜伤”。博取功名固然可贵，但是却伴随着危险。“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参加田园的劳作虽然辛苦，可是却可以避患全身。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田园乃是一个远离战乱与篡夺的心灵的避风港，是能尽享生活乐趣的安乐窝。他的这种选择是清醒而理智的。
陶渊明的这一类隐逸诗正是他所说的“寄怀于言”的直抒胸臆之作。他写诗不为炫才，不为邀名，而是于酒酣、兴起时“题数句自娱”，纯属一种私人化行为。在《读山海经》中说：“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他写诗不随时，不媚俗，只为唱出个体的心路历程，在破除了世俗的干忧之后，陶渊明的隐逸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本真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