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每当生日，那些部下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光禄卿巩申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说：“愿公一百二十岁”。
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股肉进献，以至远近骇笑。有好事者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
无独有偶，南宋李壁在《荆公诗注》中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的儿子王雾，才华横溢，志存高远，20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
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不过，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政、为文、为人，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这不符合实情。所以，这些段子和故事，颇有杜撰之嫌。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呢?性格使然。王安石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民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终于犯了众怒。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当然，也有例外，像黄庭坚，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因此而遭到贬谪，但他对王安石本人却既欣赏又敬佩。他曾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