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当朝**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为苏轼求请，由此可见他其为人之正直高洁及对苏轼之才之人的爱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苏轼对他的敬重与佩服。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洒脱至此知音难得。后来在同游钟山时，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王安石有诗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此题下有两首七言绝句与一首五言绝句。苏东坡读完后，按其韵和作《次荆公韵》，并在诗中将王安石比为晋代潇洒出尘的王羲之，敬意备至。王安石还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北山》，诗言：“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诗正是王安石定给苏轼约他买田金陵，相作邻居，苏轼十分感动，于是作了和诗另首《次荆公韵》诗言：“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他们共处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王安石送走了苏轼之后，对人长叹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惺惺相惜“文人相亲”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