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司马光担忧的，不仅是官僚染指营利事业的复杂后果;而且，是某些“谄谀之士”开始取代“忠信之士”，成为新法的支柱。他提醒安石，莫为这类小人所出卖。对于司马光的担忧，安石未尝没有虑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广，局势瞬息万变，鲠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难道让他半途而废不成。
王安石的胆识和勇略，确乎超人。然而，他的新法疾猛推行，总不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正因为他走得太快，众友人才被他远远甩开。
清除社会积弊，实在是一桩艰难的事。想让一个政权不断适应复杂的经济变化，尤其不易——特别是这个政权本身的弊端尚待厘剔之际;哪怕是纯然善 意的惠政，也可能在某个执行环节中转眼化为劣迹。安石与司马间的众多分歧，大多属于方略、技术和手段的差异。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 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司马光一时无力阻挡变法的风潮，便辞位离京。他长期退居洛阳，专心治学，十五年如一日，撰就了他的史学宏著。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
谢家墩，安石取名叫“半山”。他常常在“半山”的小宅里静卧，嚼着石莲，研究文字学;也不断地跨驴出游，到定力寺去探索禅缔;或者用囊装十数 枚饼，终日行吟于山野之间——与叱咤风云、发号施令不同，这或许才是他的文人学者本色。他有点思念旧友。有时候，他会突然转头对人说：“司马十二，君子人 也!”人家不应，他便自语，把这同一感慨重复三、四遍。
丙寅年的暮春季节，三弟给安石带来了旧友的讯息。他意味深长地慨叹着：“司马十二作相矣!”六十七岁的司马光，真的回京执政了。而且，他一 反稳健的作风，拿出安石一般的气魄——逐条废弃新法，挨个儿撤换变法派。苏轼对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颢关于团结反对派的劝谕，韩维关于警惕投机人物的提 醒，他都置若罔闻。只有蔡京的逢迎使他心慰。他是那么匆促而急切，仿佛迟缓一步，新法便会根深叶茂而无法撼动似的。就这样，当年批评安石“执拗”的司马 光，如今比安石更为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