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白居易的考生写了一篇叫做《送侯权秀才序》的文章，以和侯权秀才同在一个叫“宣城”的地方考上进士为由头，套了一番近乎，惺惺相惜，以叙同窗之情：“贞元十五年初，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
只是，这个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即今天的陕西渭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与河南新郑县令交好，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便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
白居易原籍是山西太原，曾寄居河南下邽、巩县、新郑、洛阳，但白居易没有选择在这几个地方参加“高考(微博)”，而是通过私人关系，在大哥幼文和叔父季康引介下来到宣城，拜见了宣城观察使崔衍，走了后门，当年秋天参加了宣城州试，被选为应贡进士。
到这里，不难看出，白居易“冒籍”了。最为有趣的是，这竟然是史上较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一次“高考移民”事件。
隋代和唐初,由于科举制度初设,科举及第者在诸色仕宦中尚未取得明显优势,行卷和荐举之风尚未形成,中央省试相对公平,因此,唐初士子冒籍取解(即离开本籍贯,到其他州县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这种现象在当时有寄应、冒寄或冒籍等不同叫法)的现象很少见。但随着盛唐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登第人数与发解诸州的区域比例逐渐出现失衡的现象,有的应试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便附籍于登第率高的府州以实现寄应的目的。武周天授三年(692年),就出现了举人“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的情况(《通典·选举典五》)。到了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已经是“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在省试放榜时,甚至不再辨别是否是从原籍报考。如大诗人王维,并没有参加本贯蒲州的解试,却到京兆府应试。据说是因为王维善弹琵琶曲,博得了某公主的欢心,在公主的干预下获得了京兆府的解头(《集异记·王维》),这应是典型的冒籍取解行为。实际上,王维冒籍获得京兆解参加省试的现象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京兆解在省试中最受瞩目,其前十名往往等同省试及第,号称天下“神州等第解”。于是,以京兆解为代表的乡贡,取代国子监解的地位,打破了“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的局面(《唐摭言·两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