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