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白话文很耐读，有涩的感觉，因为他喜欢时时夹杂文言的成分。汪曾祺与之相比，文字是极白的，简直就是大白话(除去从古籍里来的引文)，但我们读之，觉得耐读，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卖枸杞头的几句，每句话都很“白”，不过连在一起，却很有味道，是有意蕴的底子的。这其实和苦雨斋异曲而同工，都有着对古汉语的极度熟稔。苦雨斋用文言改造白话，句子的结构、段落的文义关联，乃至字词的选择，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几乎用纯白话，但这白话却非简单的、拉拉杂杂的口语，是对汉语言苦心孤诣提炼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做比，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