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非戏剧性小说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汪曾祺在小说艺术境界的构筑表现出一种自由的创造。他“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喜欢《梦溪笔谈》中对人物的描写，他说把这些“笔记体当小说看”，因而在其小说中也有意识地追求这种随笔式的写作。一种近似随笔“为文无法”的小说，给他的小说带来另一种趣味。他说要“冲决”小说的概念，要做到“生活”而不是编故事;要“随便”，也就是要戏剧化。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成法，小说的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的描写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淡化、潜化，他弱化了小说编造的痕迹，不以戏剧性的冲突和情节的尖锐激烈来概括和展现人物的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达到了结构意蕴上的独抒性灵。而他散文化小说的另一特征便是结构的这种非戏剧性。
1 空白点
国画中的“计白当黑”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乐曲中间的停顿可造成独特的听觉感受和情趣，诗词中的“言未尽”会让人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可见，结构中的空缺要比直接的表现更启发人，更能产生“意无穷”的审美效果。汪曾祺的作品便有意采用这种空白点的方法。汪曾祺认为：“作者写完了这篇作品，他对这段生活的思考并未结束，不能一了百了，只能说思索到这里。剩下的读者可以继续对生活思索下去。” 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最大特点是空白点的写法。这种写法不在意情节描绘的铺排、人物形象的展示，不刻意追求环境的典型，它不与小说的基本要素发生关联，这只是结构上的一种灵活的设置，一种结构上的有意缺失。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其将虚与实结合，以虚为表象、以实为铺垫，从而产生一种不得其实物、却又可视的艺术效果，可以不触及实物却可以获得如同身处其境的美感，在他的小说中人生的一切内容都可以放之于艺术境界中尽情地肆意体验。
作品要留有空白点，通过空白点补充出那些隐藏于文字和画面外的内容，获得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晚饭花·珠子灯》写了孙家小姐成了寡妇，丈夫留下遗言“不要守节”，而孙王二家又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嫁之女”，改嫁对孙家小姐而言是不可能的事，孙小姐得了怪病在紧锁的房中伴着珠子灯死去。她死后在她房中“时常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这断线的珠声作者没有议论，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想象，这声音是作者对她的同情、惋惜，这滴落的`声音是她无言的倾诉，这滴落地上的珠声是凄苦、寂寞和不幸人生的象征。而还有多少意义，还有多少这样的暗示，都被模糊在了空白点的设置中。如《黄油烙饼》中：
吃吧，儿子，别问了。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妈妈的眼睛里都是泪。
爸爸说：“别哭了，吃吧。”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睛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这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奶奶”的喊声饱含了多少感情，然而作者却没有详细道明，只是让读者去充分思考，让读者体会它的含义，从而更深切地领会文章传达的感情，更准确地进行审美评价，获得更丰富的审美愉悦。
这种空白点赋予了小说更多的艺术容量，可以让小说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说效果，产生朦胧的诗意美和韵味悠长的意境。
2 情节淡化
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的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汪曾祺小说很少有比较完整的情节，甚至构成情节的因素也不多，他的小说有一种“情节淡化”的倾向。其小说较多致力的是情境的描写刻画。然而，由于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所以抒情性功能便附着在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陈平原有一段精到的评论来理解汪曾祺小说的这种非情节化是再恰当不过的：“主观抒情不同于作家的长篇独白或人物的直抒胸臆;而是指作家在构思中，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或‘意境’。相对来说，故事的讲述是小说中较少个人色彩的部分;而非情节性的细节、场面、印象、梦幻等，反而容易体现作家的美学追求——也可以说，容易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情绪。当作家忙于讲述一个个曲折有趣的故事时，读者被故事吸引住了，难得停下来欣赏作家的‘笔墨情趣’;而当作家只是诉说一段思绪，一个印象、一串画面或几缕情思时，读者的关注点自然转移到小说中那‘清新的诗趣’”。在《晚饭花》中的李小龙每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前都看到这样的景象“晚饭花开得旺盛，他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这样一段精心描绘的风景，恰恰是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李小龙的心境提供了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把寂寞和哀愁一点点透露出来，那孤寂的红花便是王玉英，而那热闹的生长其实是李小龙的内心情感的表现，而末尾写道“晚饭花还在开着”却不似先前的热闹，结尾一句“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写出李小龙的落寞、不平的心绪。又如他早期作品《复仇》：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蓬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流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嗨，客人!
客人，这仅仅是一夜。
这种故事情节以外的“意境”、“情调”使小说富有诗意，使感情处理得含蓄自然，可以说他是在把小说当诗写。
然而，正是这种暗合的情感，触发、烘托、寓示了小说内在情感的发展，浸润了读者的情思，流露了作者的主观抒情意识。这种更具感染力、更让人动情的非情节因素的运用，使小说成为有更浓郁的生活气息，有更多抒情化、写意化的小说散文化。
然而，汪曾祺小说创作中这种有意打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多少还是有其不妥之处的。散文和小说虽然彼此没有疆界，可以相互借鉴，而且自古就有散文化的小说和小说化的散文，但小说和散文终究还是应该有其各自的根本特征，毕竟小说和散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如果这种创作模式继续发展，那么小说将不复存在，散文也会失去价值。因而小说散文化只是在小说的文体界限内的小说思维方式的探索尝试，小说概念的冲决决不是打破小说创作的原则底线，只能是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