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虽然北京京剧团归北京市领导，而且彭真认为不妨先演几场，听听意见，但最后还是得听江青的。如同肖甲多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
江青的阻止给正在兴头上的北京京剧团兜头一盆凉透心的冷水，全团弥漫着一股看不见，却人人感受得到的灰心丧气的氛围。万幸的是，市委、市政府依然明确支持，认为这出戏基础不错，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再下一番扎实工夫，就一定能把这个戏改好。彭真市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他一有工夫就来看望演员，还多次鼓励大家：“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这样，北京京剧团的劲头又鼓起来了，决定重排，首先重写剧本。 1964年初春，改编者们移师广渠门文化局招待所，仍沿用最初定下的每人分头改几场、然后由汪曾祺统稿的办法。但这一次，杨毓珉病了，另两位，一位是剧团党委书记，另一位是副团长。事情明摆在那里，汪曾祺无可选择，再重的担子也得挑起来。他，作为主要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这一次重写，几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汪曾祺之手。
在局外人看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正式举行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已写的《地下联络员》江青不让上演，要想重新排戏，必须首先重写剧本，全团上下、甚至全国京剧界的人都有意无意地盯着北京京剧团，汪曾祺身负主要执笔者的重任，首当其冲，他的压力一定是难以想象的沉重吧?压力大是事实，但汪曾祺本人，并不十分紧张，更没有因为紧张乱了方寸。究其原因，江青早期抓现代戏时，对剧本不是抓得很紧，这就无意中给了创作人员一点创作自由，汪曾祺正可利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的机会，实践他久藏心中的关于京剧本写作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中的最主要之点，是提高京剧的文学性。不错，京剧是国粹，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京剧的文学性太差了，它自问世以来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差、语言粗糙等毛病，甚至像《二进宫》这样有名的戏里也大量充塞似通非通，并且缺少真正幽默感的念白与唱词。更有甚者，很多剧本的唱词不知所云，像《珠帘寨》中的定场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摔死国舅段文楚，唐王一怒贬北番。”听演员念来韵味十足，细推敲内容，却是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那李克用和李太白两人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知怎的竟被拉扯在一起。不少唱词岂止文理不通，而且有悖生活常识。如《花田错》里有一句唱词：“桃花不比杏花黄……”桃花不黄，杏花也不黄呀!据此，汪曾祺说：“我搞京剧，有一个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两栖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