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特地安排编创人员住入颐和园龙王庙，除了写作环境宜人，生活安排上也很好。上级如此重视，创作人员本身的写作情绪也十分高涨，多年后，汪曾祺在题为《关于〈沙家浜〉》的文章中这样记述道：“我和肖甲、杨毓珉去改编，住颐和园龙王庙。天已经冷了，颐和园游人稀少，风景萧瑟。连来带去，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改好了。实际写作，只有五天。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
在“实际写作只有五天”的时间里，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创作成剧本《地下联络员》后，北京京剧团趁热打铁，立即投入排练。全团有一个共同的急切的想法，抓紧时间把这个戏排好，早点与观众见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已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中国京剧院同样是从沪剧移植改编过来的、由阿甲执导的《红灯记》，早已紧锣密鼓地投入排练之中。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的京剧团体也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排演现代戏，准备到北京亮相。北京京剧团由此承受了巨大压力，情急之下，他们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仅用五天时间匆忙移植改编出来的《地下联络员》这出戏上。
全团再次总动员。夜以继日地抓紧时间排练以后，《地下联络员》逐渐显出雏形，但首场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都来看了。全剧演完后，反映一般。江青尤感失望，上台接见演员时，她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与之相反，彭真、罗瑞卿对这个戏却颇有好感。他们在彩排后接见演员时，一边与演员们热情握手，一边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此戏原准备先在12月初的北京市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周期间上演，然后于1964年的元旦对外正式公演，而且已经在报纸上登了广告，但江青坚持反对的态度。看完彩排后，她记着这件事。不仅让秘书打来电话，传达她的指示，说还要改，改好了再演;甚至自己还亲自赶到排练现场，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剧团匆忙赶戏的做法，当场下令把已经刊登的广告撤了。她说，就这样匆匆忙忙把戏搞出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