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及其作品简介
一、汪曾祺(192O～1997)现、当代作家。
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 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屈，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二、汪曾祺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940-1948)，作品不多，且变化很大。主要以《鸡鸭名家》为代表，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落魄》、《老鲁》等。《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主要受西方意识流手法的影响，而《鸡鸭名家》才方显自己本色。有人说，汪曾祺写《鸡鸭名家》时，年仅27岁，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早熟的作家，因为他“竟已抵达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巅峰”，只可惜这是他早期惟一的一篇“登峰造极的杰作”。
中期(1949-1979)，作品极少，且无成功之作，主要有《羊舍一夕》、《王全》、《看水》等。
晚期(1980-1997)，厚积薄发，佳作不断，在自己60大寿之际，形成了一个创作高潮期，有人因此说汪曾祺是“大器晚成”。但这个时期汪老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92年之前。而1992年之前的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三年”(1980-1983)和“后九年”(1984-1992)两个阶段。前三年成就突出，主要以《受戒》为代表，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异秉》、《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鉴赏家》、《八千岁》和《故里三陈》等。有人说，1980年汪曾祺60岁时写《受戒》，轰动一时;61岁时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这两文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前三年的创作中，既有成功之作，也有失败之作，如作于1980年底的《天鹅之死》和《寂寞与温暖》。后九年创作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主要作品有《詹大胖子》等。
三、当代中国作家中，汪曾祺是很有特色的一位。
他一生共经历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他以亲历者和鉴定者的眼光，分别描写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种种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对人生、对事物，对国家民族、乡风民俗、世态人心的感怀，意蕴深厚，朴拙老成，别具一种情致韵味，令人爱不释手。我是在阅读了他的《受戒》、《大淖记事》、《悔不当初》和《使这个世界更诗化》等一大批作品后才认识他、并深深喜欢上他的。觉得他的作品给你一种清新秀丽的感觉，像《受戒》。那个故事很美!而且读他的作品，你会很容易沉浸于其中!
《受戒》在80年代横空出世，被当时文坛视为怪物。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但也不得不承认，写得很美。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时，感觉真是杂花生树，春水怒生!有点象初读《边城》的感觉。美，总是不免令人伤心，就是这样!看后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掩卷后是轻轻的叹息。仿佛心里深处的有一根弦被拨动了，那是童年的梦，梦里遥不可及的一朵淡蓝的花。多年后重读，依然是感动。作家和读者是相通的，他在写《天鹅之死》的后记里，说自己写时“泪不能禁”，我觉得他一点没有矫情。至少我在读时，也一样“泪不能禁”。
《受戒》最初发表于1980年10月的《北京文学》。刚发表时，受到许多赞扬，也曾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它的写法与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小说写法很不一样。
首先，它不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而且很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说，更像一篇散文。小说的开头刚一提到出家的明海，马上就笔锋一转，大谈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后来，干脆讲起了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至于作品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通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写的。
其次，作家对现实的态度也值得怀疑，总让人想起当时还处于文化边缘的沈从文的小说，或者说，完全受沈从文的《边城》的影响，不是在描写现实，而是在抒写理想。而这个理想，竟然是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无清规，也无戒律，当和尚的可以杀猪吃肉，可以娶妻找情人，可以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样粗俗的乡曲。然而，人们也发现，汪曾祺笔下的明海聪明善良，小英子美丽多情，两个天真纯朴的少年并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们的童心充满诗意，充满梦幻色彩，成为了作家理想化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进而人们又发现，这种以“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正是民间艺术中弥漫着的自然神韵，正是传统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学理想。而这一理想自“京派文学”没落后，已经不见踪迹。
于是，在汪曾祺之后，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和反思，对小说文体进行大胆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等，都成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汪曾祺的小说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
《受戒》写荸荠庵这一佛门圣地，“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和尚们可以唱情歌，可以有相好的，可以娶妻生子。他们经常打牌，玩铜蜻蜒套鸡，从不知道有什么束缚，更不知道有什么规矩。他们只是按照清净无染的心性做着各自想做的事情，从中感受着生命的欢乐。这种恬淡自如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中晚唐以后禅家的“不生思虑，直指本心”的“见性”之法。这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