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郁看来,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谣俗”,二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三是 “对内心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自己不明白或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不是生硬地解释这个世界”。在残酷的时代保持着文字温润的美, 是他们恪守的信条。沈从文写乡野间的风景礼俗,把自然与人心中最美好的部分呈现出来。汪曾祺后来的作品延续了这些,两人在思想路径上有着深切的联系,无论是文风还是境界,都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另外,他们灵感的源头创作的源泉,很多都来自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都因他们笔下的故事而被世人熟知。
废名也是一名对汪曾祺有极深影响的作家。汪曾祺在《谈风格》中谈到废名:“他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经对相当多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青年作家,产生过颇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流到地面上来。”他评价废名的作品:“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流溪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
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自己的文字,他的文章也常常很难分得清楚是“散文”还是“小说”,大段的风景描写,对民俗的娓娓道来,都让汪曾祺的小说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小说一般也不刻意去讲故事,结构大多比较散,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向读者详细描绘了好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美好又微小的事物和情境,这种手法总是让整篇小说显得格外自由,格外丰盛。 那个时代的作家,在经历了1949年的红色革命后,几乎都经历了写作上的“断裂”。沈从文投身文物研究,废名则在晚年完全变了一个人,思想趋于红色,心甘情愿放弃了过去的自己。和他们相比,汪曾祺是幸运的,尽管被打成右派,又被赶到河北张家口乡下去改造,之后又在“三突出”的要求下进行红色样板戏的创作。然而,晚年的他,仍然接续上了由废名、沈从文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作品。
在《受戒》中,在《大淖记事》中,在那些20世纪80年代才写成的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依然是沈从文笔下那些宁静、美好又略带伤感的乡土世界,你几乎看不到几十年时光已悄然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