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以情绪结构小说，从而大大激活了读者的审美激情，表现出人文化、写意化、抒情化的叙述趣味。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汪曾祺的“纯小说”创作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坛的文学巨匠，他的创作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先锋派小说也起着一定程度的先导作用。“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⑴汪曾祺创造的时尚，很重要的一点即对“纯小说”创作观的提倡和实践，它促使当代文坛从注重意识形态观念化的影响向对文学艺术自身关注的转变，为中国当代文学品格整体提升奠定了基础。
一、汪曾祺“纯小说”创作观的形成
1939年夏，汪曾祺辗转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40年代的西南联大校园受到20世纪西方小说观念变更的强烈冲击。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卞之琳的译介文学。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卞之琳在写于1943年的《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一文中阐发苏台(Paul Souday)的话说：“苏台在他的《纪德论》一书中讲到《浪子回家》一书是纪德的最美的一本书，说它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其实纪德的每一本书都是诗与哲学的结合。”⑵汪曾祺在40年代正是借助纪德诗与哲理结合的小说来研究“纯小说”，开始他关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思考的。
纪德所谓的“纯小说”是指：“取消小说中一切不特殊属于小说的成分。正像最近照相术已使绘画省去一部分求正确的挂虑，无疑留声机将来一定会肃清小说中带有叙述性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常是写实主义者自以为荣的。外在的事变，遇险，重伤，这一类全属于电影，小说中应该舍弃。即连人物的描写在我也不认为真正属于小说。”⑶纪德这种文学思想，对汪曾祺的文体观念有不容置疑的影响，不仅在20世纪40年代，而且在其80年代复出后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在这所谓的“纯小说” 中，一切小说体裁中既有的元素――情节、对话、人物――在纪德看来都是“应该舍弃”的。汪曾祺也同样认为“许多本来可以写在小说里的东西老早就有另外方式替代了去。比如电影，简直老小说中的大部分，而且是最要紧的部分，它全能代劳，而且比较更准确，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得多”⑷。汪曾祺主张小说应该借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的成分，力图为小说“改一改样子”，倒是使他的小说观念呈现为一种可以效法的兼容性，他对于诗与散文成分的强调正是试图为小说赋予一个更宽泛的尺度，从而为诗化小说的形式确立观念基础。
英国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观对汪曾祺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不容置疑。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对传统小说中所表现的“生活”发出质疑，认为为了证明故事具有生活的逼真性所花费的大量劳动，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还由于错置而导致晦暗和遮蔽住了思想的光芒。她认为：透过表象，生活似乎远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