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物纯朴，美的人性
汪曾祺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闪烁着一种“人性美”，人性美也是他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他自己也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洒脱之美，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向艺术本身回归，文学创作处处关注人性，形成了以“静”为核心的审美理想。
汪曾祺作品中“小人物们”鲜活生动，处处展现人性之美。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
三、致力于美探因
汪曾祺是真正在作品中体现了人生与人生态度的一位作家。他敦厚儒雅的气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善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同时由于他对下层劳动人民无意识的心态上的接近和对故乡发自内心的热爱，形成平等的视角，使作品的主旨直击人性本质，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发掘其中的美。
汪曾祺的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其父温柔敦厚、随和洒脱、情趣盎然的品性修养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的信念、行云流水般的气韵、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邮故乡如诗如画的水乡风物也滋润着汪曾祺的身心，他总是把和触伸向闾巷平民、运河人家。美丽的水乡景色、纯朴的人际关系，为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形成奠定了题材基础。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思想，对湘西人性本真的追求对汪曾祺的影响很大，使汪曾祺专心于民欲风情题材的写作，致力于表达超脱功利的生活态度、构筑自然纯朴的理想境界。
汪曾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豁达纯净的性格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时遭士兵的训斥，1946年在上海失业时则一度打算自杀，1958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文体大革命期间因跟着江青搞过样板戏深陷政治漩涡，所有这些遭遇都给这个善良斯文、清纯如水的书生一次次粗暴的打击;文弱的、坚守传统的汪曾祺却表现得豁达纯净，安于命运的拨弄，或至多在作品中转化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或心平气和地传达自己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或闭上眼睛，陶然于充满温情的桃源梦境。因此，汪曾祺作品的主调是对现实阴冷和此岸痉挛的体验，这种体验又风照于对彼岸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热情赞美和忘却人生痛苦的通脱旷达的必境的自适之上，重在展现人性美，对人性美的崇尚与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