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他立足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来读，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纯正，语淡味厚，这当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想来更多是师于心的缘故。我读文章诗词，小时候看字词文藻，渐渐看通篇的笔法，到现在则颇留意文章的气脉，与其说是看文章，不如说是看人。
古今的文人，可钦叹的人格大抵只有两种：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气，却少一份傲骨，所以总是飞扬着，是“浪漫主义”罢了。文人绝世独立的风骨狷骨，大抵为陈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诗句道尽。另一种至柔的人格，想想还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种“愿替众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称作“诗圣”，于此可见一斑。至硬与至柔，可以算得上伟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伟大却可亲可爱的人格。
汪曾祺其人，温厚而淡泊。这一种温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种种绳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见天性温厚淡泊的人，尤其难能可贵。
文章憎命达，对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苏轼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三种姿态。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飞扬跋扈，仙风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脱，更像是一种逃避，一个抵御世事无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了。读李白的诗，因其至坦至诚，所以能读出许多的矛盾，让人倍感亲切——他写“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虽然是因为他自恃怀才不遇，“我亦能高永，斯人不可闻”，但多少总还是能让人品出一丝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不通世故，却又固执于自己的才华，梦想着抟云直上，却又不出意外地到处碰壁的人。他的狂傲来自他的固执，他的抱负，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间跌得鼻青脸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