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旁观者,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了然在心,并且承认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长吁短叹。他用古朴、平淡、自然的句子,不在意地叙述着人和故事,其中含着洞穿一切的冷峻和谐趣。
汪曾祺的叙事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历。汪1920年生,写《受戒》、 《大淖记事》等作品时,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漫长的人生历程,使他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很深刻的感受。他已将人生识破,忧愁和苦难,在他来说,都已不再可能使他产生大弧度的感情波动。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名士的汪曾祺,已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徐渭式的境界。徐渭有两句话,叫:
第二个原因,即他的旧学根底与古文的熏陶。汪的语言,凝练老成。他不少散文,其实是用半白话半文言写成的。古汉语有这种气质。与此相比,现代汉语有浮华轻飘的一面。他从古汉语那里得到的是一种语言的沉静。他得了古汉语的一些精神。
汪曾祺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他的人格组成中有着道家精神。道家讲淡泊,讲宁静,讲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他的叙事态度上。
有汪曾祺这样一个作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运气。他的价值似乎超过了他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出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趋向的调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