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奇特传世之作。汪曾祺“文革”后复出文坛，他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名叫《“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论文。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迫搁笔，莫过于不能写他想写的东西。透过《中国马铃薯图谱》和《“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我们不难想像在那个非正常的时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地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六十岁以后。贾平凹在一首纪游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大器晚成、老而弥坚，汪曾祺的创作之路对于今天那些整天跑马圈场、急于立身扬名、树碑立传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启示。
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优雅”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女性，很少有人用它来比喻男性，但不知为什么，我在阅读汪曾祺的过程中，常常觉得他所透露出那种精神的意象恰恰正是“优雅”二字。在我看来，汪曾祺就像是一只雍容优雅、向天而歌的白天鹅令人怦然心动、悠然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