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很清简。教书、看书。打桥牌，聊大天。吃野菜，吃灰菜、野苋菜。还吃一种叫做豆壳虫的甲虫。我在小说《老鲁》里写的，都是真事。喔，我们还演过话剧，《雷雨》，师生合演。演周萍的叫王惠。这位老兄一到了台上简直是晕头转向。他站错了地位，导演着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惠，你过来!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弄得同台的演员莫名其妙。他忘了词，无缘无故在台上大喊：鲁贵!我演鲁贵，心说：坏了，曹禺的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呀!没法子，只好上去，没话找话：大少爷，您明儿到矿上去，给您预备点什么早点?煮几个鸡蛋吧!他总算明白过来了：好，随便，煮鸡蛋!去吧!
生活清贫，大家倒没有什么灾病。王惠得了一次破伤风，打篮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个姓董的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搭一辆空卡车进城。那个同学坐在驾驶仓里，他靠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挡板的铁闩松开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时候，坏了，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只会说英语，而且只有两句：I am cold，I am hungry(我冷，我饿)。翻来覆去，说个不停。这二位都治好了。我们那时都年轻，很皮实，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炮仗响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处放炮仗，昆明人就把抗战胜利叫做炮仗响了。这成了昆明人计算时间的标记，如：那会炮仗还没响，这是炮仗响了之后一个月的事情。大后方的人纷纷忙着复员，我们的同学也有的联系汽车，计划着青春作伴好还乡。有些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回不去，不免有点恓恓惶惶。有人抄了一首唐诗贴在墙上：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诗很对景，但是心情其实并不那样酸楚。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这座中学后来迁到篆塘到大观楼之间的白马庙，我在白马庙又接着教了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