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莫言的小说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前文已叙述过，莫言自己说过，高密东北乡不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是作家精神的故乡。莫言还说过：“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可见，作者在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时，寄寓了一种意义和哲学命题，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
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的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的拔的伟大生命潜能。莫言笔下的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和《檀香刑》中的孙眉娘，都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敢于悖逆传统的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的高扬。即使身处钱缝中的县官钱丁，在凶残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面前也醒悟过来，在最后时刻亲手杀死了孙丙，让德国人的通车庆典蒙上了阴影。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这本书写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火车的声音，另一种是猫腔的声音。火车的轰鸣象征着域外的现代文明，小说结尾火车的轰鸣声以绝对的优势淹没了曾盛极一时的猫腔的声音，暗指域外文明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强行突进的强大势力，显示出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值得一提的是猫腔这种地方小戏，它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民间抒情的存在方式。在猫腔声情并茂的唱腔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生活/生命的热情和理想。包含着民间的活力和原始的激情。在《檀香刑》中，众多人物如钱丁、孙丙、眉娘等都对猫腔表示出热爱之情。猫腔班主孙丙身受酷刑，高密东北乡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子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全军覆没，猫腔的彻底的消失，暗示着民间文化象这块黑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一样多灾多难，也暗示着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榨和摧残下，一切充满自由与活力的东西，包括文化乃至生命，都遭到了无情地扼杀。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民间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写道：“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还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和当前那些脂粉气的伪“中产阶级”对抗。《檀香刑》以民间文学的借鉴是非常成功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除《檀香刑》外，近几年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的成功，都说明了“民间”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无容置疑，新生代文学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新生代文学大多以当下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努力用大众之眼表现出对物质主义与时尚的迎合，多属私语型和写实刑，充斥着大量的欲望符号，文学日益变为一种消费性需求。叙述的个人化与琐碎、审美意义和理性的不足与缺失、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小资情调、颓废气息……当下的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轻浮疲软。针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生代文学本质性东西的缺失，陈晓明指出：“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就是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他进而指出，这种“审美品质”包括四个方面：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思想与情感的蕴含，开掘生活层面的力度和语言的表现力。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的回归，莫言《红高粱》和《檀香刑》在思想与艺术上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的文学思潮》，吴秀明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寻找“红高粱”的故乡》，2002、2、28北京青年报
《 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莫言论之一》，陈思和著， 世纪中国网站
《差异性自由》，陈晓明著，2003年8月号《新华文摘》
《新生代小说探讨》，李洁非、丁帆、王彬彬等著，1997年7月号《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