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最后一次相聚中，巴金告诉来上海探望他的大哥李尧林，他想一部小说《春梦》(即后来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写进去。“《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回川后的大哥写信告诉弟弟，自己看了《新青年》那些文章后，自己就想写一部书，但实在写不出来，既然弟弟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
伤感是这一次重逢，李尧枚送了弟弟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巴金为他买的一张唱片，他知道弟弟喜欢听，临别时又执意还给弟弟。“文革”后，巴金发现了四封大哥李尧枚写给他的信。从李尧枚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也是位极其细腻而柔情之人。“亲爱的弟弟，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注:李尧枚离开上海返回四川时乘坐的船)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
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害了一场大病后却发现钱已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了产。李尧枚不愿死，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在第四次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遗书后，他终于喝下毒药。
《家》中高家长子那个隐忍而懦弱的“觉新”，早已定格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前面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巴金后来说，关于小说里的觉新自杀还是不自杀，他斗争了好久，最后在《秋》里几次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巴金借《家》中的“觉慧”之口说，“为不是大哥的自己十分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