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过去有几次，当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去看爷爷时，爷爷曾租了这种“布雷克”马车。当时奶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她又去K城旅行。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马的。印刷工人现在简直惊惶失措了，他真想请一位医师。我爹看信时摇着头，但不主张请医师。我奶奶不是独个儿去K城的，有一个姑娘伴她同行。印刷工人信里说，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老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从这时起，这位“怪姑娘”就牵着奶奶的鼻子走。看来，奶奶把她当作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那鞋匠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传说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现在她替那个'怪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绝望地说。
“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叔父的信写得歇斯底里气十足，信里一个劲儿数落着我们亲爱的奶奶，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爹那儿获悉的。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B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实际上，我奶奶在最后几年，生活上一点也不宽裕。不上饭店时，她一般吃少许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爱的干面包片。为此，她破费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她瞒着儿孙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终不知道她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奶奶死后，他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店。严格地说，她一生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活。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孑然一身，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比较宽裕。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我爹后来得悉，她在最后半年对一般人干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据大伙儿说，那位跟老太太作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她一点也不孤独。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一瓶红葡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而别人却夸夸其谈，对可敬的当局大肆攻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某一个秋日早晨，她突然在卧室里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里。她本来请那位“怪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小小的脸，嘴唇狭而嘴巴阔。她的脸很小，但并不渺小。她长年累月奴仆般地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了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