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国民反动派专制腐朽,共产党暴力激进,整个社会“混乱”、“变态”、“一切标准的颠倒”都不符合徐志摩的英国式的民主政治理想,他效法印度泰戈尔搞农村建设的努力也日益归于乌托邦化。面对着血腥专制和默默受苦的民众,徐志摩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他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要一个活在中国的人去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
文学上,功利的、政治的现实主义文学力量日益掌握话语主导权,徐志摩倡导的纯粹精神的、纯粹艺术的文学日益被边缘化、小圈子化,由于政治角斗场的血腥、社会生活的压迫、文艺圈无休止的争斗和自己情感生活的失败都使他所擅长的个人内心体验的小情感、小情调创作陷入灵感日渐枯竭的窘境,诗歌创作风格日渐颓唐,诗歌产量日渐萎缩。他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怀疑和自卑,他在《自剖》中写道:“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
个人生活上,徐志摩无视社会汹汹舆论,疯狂追求高官太太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支持。陆小曼贪图享乐,挥金如土,让生性清高的徐志摩降贵纡尊,舍弃政治和文学事业为挣钱养家殚精竭虑,疲于奔命,几近崩溃。陆小曼体弱多病,与翁瑞午关系暧昧都让立志做 “西式绅士”的徐志摩备受煎熬,焦头烂额,他极力追求的高雅、浪漫、唯美的个性主义爱情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折戟沉沙。
徐志摩清醒地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就是西方各种思想的跑马场,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与现实四处冲突、激烈碰撞、无法融洽。他所畅想的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和文艺理想移植到中国的西洋梦愈来愈趋向泡沫化。徐志摩焦虑万分,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和个人危机已经黑云压城,而他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候的徐志摩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苦斗不支的巨人安泰俄斯,急需接触大地,获取力量。于是,他又第三次远涉重洋,急匆匆地奔赴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