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影响

2018-07-20徐志摩

  导语:徐志摩的诗情浪漫、飘逸,是其日常情感积累的反映,也潜藏着他童年的生活经验;江南的地域文化对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徐志摩诗歌中的常用词汇、水性情怀、浪漫诗魂等都显示了他与浙西故土的不解情缘。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中特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 “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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