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志摩的那些描述和分析，都带有某些共同的色调，投射了他特有的色彩，未必符合那些对象的原貌，但这些描述的内容和描述行为，本身不也可以看作对西方文化、文学和诗歌的一种译介方式吗?
当然，徐志摩还直接译介了数量不少的西方文学作品，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其中尤以诗歌的数量最多。在36年短暂的生命和15年更短暂文学生涯中，徐志摩在写作、教书和新文学书刊编辑的同时，先后翻译的外国诗歌作品，涵盖了近10个国家的30多个诗人。他们包括读者熟悉的莎士比亚、哈代、济慈、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歌德、席勒、惠特曼、波特莱尔、勃朗宁夫人、泰戈尔，还有读者也许不太熟悉的布莱克、安诺德、嘉本特、弗莱克、莫里斯、邓南遮、史文朋、D·罗塞蒂、C.罗塞蒂、维尔莫特、欧文·梅瑞狄斯，等等，仅由晨光编辑的《徐志摩译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实际是一个选本——就收有7国23家诗人的53首译诗。
此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法国伏尔泰的《老实人》、爱尔兰詹姆斯·斯蒂芬的《玛丽玛利》、英国曼斯菲尔德的《曼殊菲儿小说集》等小说作品和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戏剧《死城》，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所作的系列演讲词。同其他现代中国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并不算多，但涉及面颇广，而且别有其味道。
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首先莫过于对译名的独特处理。有的几乎成为徐志摩的“注册商标”。
比如，他把伏尔泰的小说Gandide(一译《老实人》)译作“戆第德”，从汉语的角度，初看有点儿拗，再一想，则音义兼顾，且颇有古风，与意译“老实人”相比，一个典雅古奥，一个平白朴实，还真是各有胜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