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是他的理论关键所在。他否认阶级，他强调人性，他认为的社会的最佳状态是“真的人的生活”——“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他这样一个视自由为理想，视人性为崇高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以张扬人性为己任，唾弃压抑、专制。如果站在人类的高度，他的理想极具存在价值，但在当时那个充满纷争、思想混乱、党派争斗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显得很苍白，很奢侈，也就很难为人所接受。
1926年7月，胡适去往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中途，他绕道去了一趟苏联，参观了监狱、博物馆。与徐志摩接触苏联后的感想不同，胡适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临离开苏联时，他又意外地和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见了面。两人就国内的政治问题，有所交谈。蔡和森诚恳地希望胡适“出来组织政党”，而胡适表示他是“不做政治活动的”;蔡和森希望胡适支持社会主义，而胡适表示他“不主张阶级斗争，不过可以考虑组织‘自由党’”;蔡和森认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胡适认为“历史自由主义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是17、18世纪贵族阶级争自由，然后是19世纪资产阶级争自由，现在是20世纪无产阶级争自由”。随后，两人在交谈中有所争论。胡适承认，他几乎快要被蔡和森说服了。“被说服”的表现，就是胡适在离苏的火车上，真的考虑起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来了。不过，他想组织的还是一个“自由党”，以此实现有计划的政治，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随后，胡适在报纸上公开他对苏联的新认识，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感情与志摩不同。”他说：苏联“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对苏联的态度使徐志摩大为惊讶。他在将胡适致他的信、致张慰慈的信一并发表在9月11日的《晨报副刊》上时，加了一段按语，直言不讳地批评胡适是“出于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认为：不能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更“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比较徐志摩、胡适和鲁迅等二十世纪初叶关于“苏联模式”的精英大讨论时的观点，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早已裁判了三人眼界的高下优劣：
徐志摩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胡适知错能改，最终抛弃“苏联集权模式”，倾慕美国。
唯有偏执狂人鲁迅，升堂入室地见到了马恩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