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小说中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的心理，徐志摩在许多散文中，也对人情世故、对社会现实作了论说。
其内容一是有关人生问题。
一位年轻人给报纸编辑写信，抱怨生活的乏味无望，徐志摩写了《给生活干燥的朋友》，他没有摆出一副尊者的面孔去教导抱怨生活的青年，要如何如何满怀信心、勇往直前，而是富于同情心地慨叹：“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现实社会是黑暗的，找不到一个“与干燥脱离的生活的意像”。
有人谈论自杀，认为自杀愿望的形成，“至少也能增加不少无畏的精神，至少可以不怕死”。徐志摩认为不能鼓励自杀行为，活着，其实比死更难，死，是“思想上找不到出路时”所采取的“最消极或是最积极的方向——死——走去完事”。尤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自杀根本不能感化社会，“圣人早已死完了，我们活着都无能为力，何况断气以后”。这不啻是对社会的严厉批判。
其二是人在时局动荡中对命运的无助的感喟。
林长民(字宗孟)有文记述自己在南京遭军阀拘捕经过，文极简洁精妙，徐志摩将其发表时写下按语，称“这篇文章写得有声有色”，“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林长民于1925年11月24日在东北死于乱军之中。徐志摩引用他的文字，大发了一番感叹：“他文章里有几句话竟与他这回惨死的情形有相印处。‘微月映雪，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倏忽间人影杂遝，则乱兵也。下车步数武，对面弹发……’上次脱了险，这回脱不了，(调一句古文调说)其命也欤!” 《求医》一文中，作者感叹“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里面过活的”。人无法抵挡“这普遍‘死化’的凶潮”，满目都是悲惨世界，渺小的个人只有随波逐流一途了。
其三是有关文化界的怪现象。思想文化界的守旧与维新的斗争，常常是一场概念混乱的混战。“一个自命时新甚至激进的人却发见他自己骨子里其实守旧甚至顽固”;争斗中“新派觉悟了许多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还有那自以为是的留学生，无论身上贴有多少新标签，最终回国也不过是醉心于升官发财。徐志摩对于文化界的针砭，可谓深入脊髓。
徐志摩译的《高尔基论契诃甫》，说的是俄国的人和事，也同样可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观照。
总之，徐志摩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观察与剖析，蕴含在他的许多散文和小说中，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擅长写抒情诗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人世苦痛的观察者和思想者。
（陈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