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阶层的兴起对戏剧的影响很大，在市民文化中，色情的成分总是不少，昆曲正是高度精练的市民文化，李泽厚说，尽管其“趣味日见纤细，但它的基础仍是广泛的市井小民，仍属于市民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市民文化，就是“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对公案神怪的广泛情趣”。在这个意义上《长生殿》练的是全话儿，他把杨贵妃传奇里的色情成分文雅化，变色情为意淫，这是文人的方式了。
杨贵妃作为中国文人的美女，载体不一定是美人，被强调的和被观看的都是她的“态”，由态而生想象，吃醋、发怒、淘气、撒娇、醉态、庸态，甚至出浴，文人们可以在她的种种“态”上加入种种的想象成分。不仅有很刺激的一个方面，而且由于她的故事不圆满，可以来来回回地说，可以说她误国，也可以说她无辜，她的胖其实在中国文化的总体上也没有优势，唐朝人也不都以肥为美，梅妃就是瘦的，也被视为美的，但出浴的胖体形象突出，容易入戏。西施就太圆满了，她的“态”就不能写，一是没有传说，二是因为她是救国的形象。
这种种的“态”在艺术研究员傅谨的表达里叫做“表达情感的能力”，他说:“中国文化里的美人，仅有美还不足以有媚惑力，必须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梅妃也美，但缺少表达能力。情感的丰富和表达的完整，是通过某些艺术的方式来完成的，《梧桐雨》和《长生殿》都强调了这种表达能力。之所以有那么多文人来写这同一个人物，还有一个原因是，艺术就是要寻找情感表达的多种方式，杨贵妃的性格和故事提供了这种可能，可以让她在戏里又歌又舞。虽然说这是文人趣味，但也有普遍性。”周华斌总结说，“西方戏剧的美人往往是王后，如埃及艳后，即使不是后，也是有权的女人，而东方的美人往往是妃，武则天被当成美人时是妃，当了女皇有了权就不写她的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