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艺术研究员傅谨和徐英时，他们分别都提到杨贵妃与《西厢记》、《牡丹亭》里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区别。杜丽娘的故事是很单纯的少女思春，没有丰富的情感内容，也没有多样的表达方式;崔莺莺则是在这点上加上了对母亲悔婚的反抗，也是很单纯的情感，甚至很难说她们的故事是情爱故事。
这两个故事都和生活秩序有关，杨贵妃的故事却不是出于生活的秩序，男人完全可以超越地来欣赏一个女性的纯粹美惑。通常的情爱故事里，美女都是情爱中具体的人，是某一人的爱人，她面对的也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杨贵妃是皇妃，在那个有无上权力的人面前，她是典型的被男人观赏的对象，而不须征服。唐明皇的地位可以被幻化为一个单纯的、无具体个性的男性符号，文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符号把自己移情在唐明皇身上，让一个充满媚惑力的美女成为自己的观赏对象。
宋明以来，在杨贵妃之外，文人们还塑造了一批同样无须征服的精品妓形象，由于她们精于琴棋书画，在趣味上和表达能力上都脱离了下层、卑贱的社会品级，使她们的诱惑力变成可供观赏的、被玩味的。在被迷惑的同时，文人们似乎不堪忍受她们不贞不洁的实际境况，往往为她们附加上另外一种贞洁，比如杨贵妃与明皇生死不离。但这些精品们职业上的公共性不能与某人生死不离，于是就写她们对朝廷的忠贞，从明末八大名妓中的李香君、柳如是一直到清末的赛金花，民初的小凤仙，构成了这样一条完整的线索。既要她们可以被观赏，人尽可及，同时又要她们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忠贞。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的文人们对女性的想象，并由此设计了关于美人的观念?傅谨透露说有的现代版本《长生殿》有所改编，把《埋玉》一场中杨贵妃的被赐死改成心甘情愿地请命自绝，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处理是很男权倾向的。 不仅如此，今天的文人在说起《长生殿》时仍然要对其所谓的“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的感叹扼腕不已。如“从爱情的真与幻解读《长生殿》”，“真实与虚构造成的瑰丽抒情”，“瑕疵与八卦交错的美好情爱”这样的文章标题和用词，如此投入的赞美之词真让人怀疑，女性是不是在今天依然被想象为一种旧式的消费对象，也让人感叹传统之强大的渗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