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所列诸多资料来看,说杨贵妃出生广西容县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可是光绪二十三年本《容县志》以易绍惠、王永贞等人为首的编纂者,在记载许子真碑记的同时,又在附录后对杨妃生于容县说加按语道:“其荒诞似不足深辨。”并说“题咏流传、渐成故实;作庙立祠,其惑滋甚”,这是唐许子真碑记、于元代见诸典籍,杨妃生于容县的事实为人所公认后,历时五百五十余年,又一次被人斥为荒诞。但是斥之者举不出任何荒诞之处,只含糊其词说“似不足深辨。”他们不敢碰到许子真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也不敢涉及历代史章典籍的记载。只死抱住《杨贵妃外传》不放,说“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词认为《杨贵妃外传》的作者乐史是“唐史官”应该没有错。对此,容县清举人刘荆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经有过评论:“其人(指上述作按语者)除帖括(应考科举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学问,于彭(清)、王(维新)诗乃不知所云!”意谓写上述按语的人学识谫陋,连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维新的《梳妆台》两诗也没有读懂,以为彭、王也认为杨贵妃生于容县之说无稽、可疑,所以就发出了“其荒诞似不足深辨”、“为惑滋甚”等论调。刘荆山与编纂《容县志》诸人同代而较年轻,熟知其人及编写情况,他的话是足够说明上述按语的来由的。彭清的诗有“定将遗迹说杨家,以事朦胧莫可考”两句,县志撰人以为是说杨妃生于容县是无稽之谈,他们没有理会诗题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遗迹”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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