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康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悖于官僚话术的。“程序正义”是官场办事的根本，任何人都要依法合规办事，这应当是官场最基本的共识。
李达康贸然提出一个违反规则的问题，就注定了他不可能获得任何他想要的回答。而高育良显然精于此道，拉出“依法办事”和“程序正义”两面挡箭牌，果然气得李达康当场又差点发飙，脸红脖子粗地问高育良：“我激动了吗?!”
所以李达康最迷人的矛盾点，在于他以官僚之身行反官场语言之事，让苦于圆滑政治语言的观众大感畅快。他以“人”的脾气、性格、想法、愿望，对抗着以“程序正义”和“政治正确”为运行机制的冷冰冰的官场现状。
这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在应对命令主义这一方面，达康书记让我们看到了“完全屈从”与“完全反抗”之外的第三种可能：以党性、以热望、以坚持，唤回这台庞大机器上每一个螺丝钉的灵魂，让僵化的体制恢复血肉之躯，焕发新的生机。
官员只有先把自己当做人，才能把群众当做人;不是平民，不是臣民，不是庶民，而是人民。只有人文主义能够真正推进“去官僚化”。我们要剥开官员的政治面具，就需要适当放弃不合常理的道德要求，甚至宽容他们在锐意进取的过程中可能犯下的错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官员群体，才能使中国重拾建国之初的巨大生命力与创造力。而李达康书记，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位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