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对此元稹白居易自己当时已意识到了，有“词犯文繁之说”，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