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以往的校注类著作不同，相录君之《元稹集校注》并未将校和注车裂开来，划疆而治，而是融校于注，注校并行，这样一方面使注文省洁——如有的地方原文不妥，注之无益，以校记之文明示之，则自可免去无益之劳。如《含风夕》(页49)一诗中，注凡十二，而校记有五，约占二分之一稍弱，又，其注释[8]云：“乍：原作‘年’，据蜀本、卢本、杨本、全诗改。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卷一：‘乍，犹恰也;正也。’”这样便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注释之语。另一方面，注校并驱的体式也大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披览全书，觉相录君的校勘取舍精当，校记言简意赅，达到了很高的校勘水平，显示了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实的学术积累。
其次，从注释方面来看。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云：“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他们注释功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又云：“(校勘)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7]相录君于此著之校勘极其用力，正文中判定正误的按语俯拾皆是，充分体现了著者广博的学识和审慎的态度。由于校勘笔削得当，故注释之文的准确度亦得到大大提高。相录君之注释繁简得当，一丝不苟，从量上来说，对于每一篇诗文，著者都力求注尽注实，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嫌琐碎，不弃凡近，注释最多的一篇文章竟多达一百四十注。从质上来说，举凡名物制度、时谚俗语、典故时事等均有比较详明的注解，且多所博征，广引他籍以实己说。另外，是书之注释基本做到了平易与学术兼顾，简洁与精详兼取，故不仅可供硕学鸿儒置于案头，钻研把玩，亦可供普通读者切磋琢磨，愉心消忧。譬如《三叹三首》中对于“鹖旦”这一比较生僻的词，注释云：鹖旦：鸟名，即寒号鸟。《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鹖旦不鸣。”郑玄注：“鹖旦，求旦之鸟也。”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二·寒号虫》。鹖旦，原作“渴且”，据蜀本、卢本及文意改(见页64-65)。一注之中，凡引二典，且详录校记，留是删非，颇见功力。而像“过”、“徂”等常见的古汉语词汇，是书也尽量注释，这对普通读者甚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元稹之文，历来无注，相录君这次注解元稹文是在空所依傍的条件下完成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著者有这样披荆斩棘的勇气和信心，又有扎实的学养作根底，则是书的质量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