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牺牲精神。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懒，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滕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急。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15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他皆是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而贬到了岳阳。可知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他在文章中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