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怎样写成的(8)

　   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私有的一面。这就带来了“君”的两重性和“臣”的两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遇明君则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恳为国;遇昏君，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玩忽国事。“忧君”的实质是忧君所代表的国事，而不是忧君个人的私事。一个领导集体，有君必有臣。忠臣忧君不媚君，总是想着怎么劝君谏君，抑其私心而扬其公责，把国家治好。奸臣媚君不忧国，总在琢磨怎么满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当然，奸臣这种行为总能得到个人的好处，而忠臣的行为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过忧君而忧国、忧民，所以，当这个“君”与国、与民矛盾时，他就左右为难。这是一种矛盾，一种悲剧，但正是这种矛盾和悲剧考验出忠臣、贤臣的人格，而这种犯言直谏的人格之美又超地域、超时代，成了一种可贵的政治品德、政治文明。时间过了近千年，到了1959年庐山发生了一场中共高层领导的争论，当然有对形势和方针方面的认识问题，但也有传统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问题。彭德怀当然是那个事件的一个主角，但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身上却更集中地体现出这种矛盾冲突，而别有一种悲剧色彩。田的身分有点类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阁的工作，是最高领袖的身边人。他虽对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调查回来却如实反映了毛不愿意听的情况，7月23日那天他在庐山上听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更是忧从心底生，既为他所敬重的领袖犯错误遗憾，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山顶的一个亭子里，俯瞰山下万里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说这空空的亭柱上怎么没有对联，田即张口愤然吟道：“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其忧国、忧民又忧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见一斑。他后来在文革中自杀明志。正如范仲淹所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于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忧君思想在中国政治长河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