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写此文时（1046），正是积贫积弱的北宋中期，庆历新政夭折后被贬流放之日，于邓州知州任上。庆历年间（1041-1048），包括宋仁宗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都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北宋的统治将岌岌可危。庆历三年（1043年），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掌实权），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范仲淹认为，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吏治不整。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到邠州、邓州任知州（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长）。堂堂国家副宰相，从中央贬到地方做知州，心理落差有多大？那种报国无门、为君分忧的理想从此无法实现。但范仲淹没有怨恨，还在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这种思想，就是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的吗？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因未到岳阳楼而遗憾；因北宋从没统一全国，积贫积弱而遗憾；因范仲淹新政夭折，壮志未酬而遗憾……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因范仲淹《岳阳楼记》而欣慰；因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而欣慰；因他“先忧后乐”的崇高思想而欣慰……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被贬官员，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难道这不值得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公仆们学习和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