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水神已散尽，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犹未休。
从豪健的乔叟到聪明的奥登，一江东流水奶过多少代诗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罗江水饮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国大地震西欧大旱的一年，整个英伦在喘气，惴惴于二百五十年未见的苦旱。圣杰姆斯公园和海德公园的草地，枯黄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预言，长靠背椅上总有三两个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桔生待雨。而就在同时一场大台风，把小小的香港答成旋转的陀螺，暴雨急湍，冲断了九广铁路。那晚是他在伦敦最后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后的一天。一架波音七○七在盖特威克机场等他，不同的风云在不同的领空，东方迢迢，是他的起点和终点。他是西征倦游的海客，一颗心惦着三处的家：一处是新窝，寄在多风的半岛，一处是旧巢，偎在多雨的岛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处那无所不载的后上，倒显得生疏了，纵乡心是铁砧也经不起三十载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虽然他不能忘记。
当晚在旅馆的台灯下，他这样结束自己的日记：“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做她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