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氏散文诉诸的对象，并没有游离大众的认知范围，那么为什么会有冰炭一般的不同影响呢？这个问题在余秋雨先生的著作中，若隐若现地贯穿着，读到这条线索，等于把握住了时代中国的脉搏，这是病态的脉象，让我诊断，我无能为力。其实，余秋雨先生的作为，何尝不是在为这个病态的世纪人类，筛选验方呢？
一个过度喧哗、浮躁、彷徨的时代，物质的繁华如折眼的秋草，一股劲儿抖擞精力，撩拨我们的心旌，寻觅老僧入定似的沉静，面对外在一概报之于熟视无睹，实在说，揽尽人海欲流，恐怕也难得半个大丈夫出现，物质的欲求压根儿说是来自本能的，本能的冲动是需要物质来养息这个生命机体，把自我修炼成不吃人间烟火的仙人，是一种渺远的理想，不是我辈所能为。当然任何一个生命体，除了物质欲求以外，同时又存在着一个相伴生命历程始终的精神欲求，这个欲求显然是超物质的，甚至是超现实的。世界上，古今中外任何伟大的作家，其精神财富的创作，无不发端于这个能量的源泉。我主观的认为，这样的精神创造，才是特定意义上的文化根本所在。以此为着眼点，予以探赜索隐，是大多数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天性，这种回归的力量不是物质强加的；而是物质在无限肥大、重浊，排斥精神空间时，引燃的生命之光的反向追寻。一个思想探索者，一旦踏入这条小道，好似迷途的羔羊，那阵阵的哀鸣与凄凉的身影，只能感动上帝的垂怜。这种情调在人群之中不像是谐音，却很像反调。于是从事文化拓荒的思想者的孤独是命定了的。没有办法完成自我——连同熙熙攘攘无路者的突围，定要死在披荆斩棘的途中，所幸后面隐约听到了后来者的足音，并非彻底的孤独，应该振奋欣悦才是。文化的追寻，其路途是没有崖岸、边际的，毕尽平生的心血，只管走就是了。这种体验的最高感受相当于得到了神谕，死而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