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品有哪些2
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xxx，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如果人生和历史都是拔离了琐碎事物的构建，那么它们也就不属于现实世界。
于是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一切，都可能包孕着恢宏的蕴涵。诗人的眼光，正在于把两者钩连。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渐渐，我对夜雨的诗意，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记得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一座座坍弛在屋基，从屋基的用料看，绝不是山民的居舍，而应该是精雅别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焉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
他邀请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几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我以前对夜雨的感悟与他领受的大为逆反。狼狈的苦旅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读一首诗，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是谈不上多少诗意的，只有一次在国外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驾车的女士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规整无比的园林一般。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狄德罗所说的诗意他们无法理解。
【拓展阅读】
作为文化散文最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极度畅销的散文集，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褒贬不一的评论，当之无愧被称为“跨世纪中国文坛的掌门人”。余秋雨由于依靠着“凤凰电视台”、《收获》杂志等权威和主流的媒体，把他的“文化散文”像鱼网一样撒向了社会各个群体：当中不乏上流的知识分子，中层的一般科技工作者以及下层的劳动人民。甚至连xx随身带的手袋中除了口红、避孕套外，还有他的《文化苦旅》！这当然是讽刺的话语，但毫无疑问，从另一角度反证了他散文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比起朱自清的抒情散文，周作人的知识生活小品文，杨朔的抒情艺术散文，秦牧的趣味知识散文，周国平的哲理沉思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读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一段段与文化对话的心理历程：在文明的废墟上悲从中来，在历史的批判中不能自已，在大师的悼念上深深向往……戴锦华说：“区别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一个直观因素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带给你不安，带给你某种忧伤、甚至伤痛与伤害感。”余秋雨的散文正具有这种品格。《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散文，“不仅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而且为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余秋雨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化与反思的集结，悲伤与困顿的绞缠，希冀与探索的并发，造就了余秋雨和余秋雨散文。
一、孤独的文化人格
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到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从一个学院派的教授到一个大众化的作家，余秋雨的“官衔”脱下了，但头衔又戴了不少。他的治学范围从阳春白雪走向了下里巴人，但名头更加的响亮了；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崇拜，但心灵更加的孤独了。他在拷问历史、反思文明、追踪文化、哀悼大师等一连串灵魂挣扎中，也许回答他的只是声声叹息。他的精英意识，无时无刻不在痛苦和焦灼的笔触间冒出来。透过历史的废墟和文化的层累，在余秋雨散文的大量道德话语间，我们莫不深深感受到他沉甸甸的人格力量。
余秋雨往往站在xx上，一边利索地进行着内窥和检查，另一边却不无恐惧地怀疑和颤抖。在对待被毁坏的文明和被迫害的文化的问题上，余秋雨表达了他深深的惋惜和无尽的恨、无穷的哀。在《道士塔》里，面对敦煌文物的散佚，面对晚清政府腐败官员的不作为，余秋雨从一个受伤者的角度表达了他的不满：“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我好恨！”一个呼唤无门爱莫能助的形象栩栩如生。《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作者对中国封建皇朝一项非常普遍的惩罚犯人方式“流放”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其产生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也作了详尽的说明，最后还表达了他鲜明的立场：“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在《苏东坡突围》一文里，作者更是怒斥了小人得宠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冤狱：“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就是在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公”的心理下，余秋雨孤独的文化人格越来越明显。在分析这种文化生态的成因，余秋雨说：“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期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余秋雨笔下的文明、文人、文化的高频出现，其实就是他刻意营造的“高层次的文化知音”的“一种聚会”。但是，他这种聚会却又是“跨越时空的”，也许会有思想的碰触，心灵的交汇，但永远无法做到情感的交流。这就是余秋雨孤独的文化人格的根源。
读余秋雨的散文，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作者下意识使自己的身影闪现于他的文章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便被他的大度与精英意识所淹没。“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以战斗来保卫什么，现在才懂得一个基本道理，节约能源消耗，是最大的生态保护，而战斗，却是一种巨大的能量消耗……世界上多少真正堪称重要的大事需要人们关注，人们的时间太少了，媒体的空间太小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注意力太珍贵了，而我们，实在太不重要。”流言止于智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毁誉参半的评价，余秋雨以大海的胸怀接纳了。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否定争斗的可取性，这是一个真正具有高贵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者的胸襟。作者又在《伪贵族心态》一文中说：“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愚昧和横蛮尚能大胆面对，却见不得各个领域的伪贵族，听不得那种身处文化断层期却把全世界研究者都贬为‘大笑话’的优雅声音。”作者的精英意识到此彻底的暴露了出来。及至到《乡关何处》中，余秋雨在赞赏家乡的xx明、严子陵等人时，更隐含了自比性，这是他的精英意识最高的体现。
二、无法释怀的文化情结
余秋雨文化散文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描写历史文化（文化典故）的，代表篇目有《道士塔》《柳侯祠》《风雨天一阁》《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等。第二类是描写地缘文化（文化遗址）的，代表篇目有《莫高窟》《都江堰》《寂寞天柱山》《脆弱的都城》等。第三类是描写风俗文化（文化生态）的，代表篇目有《贵池傩》《牌坊》《信客》《抱愧山西》等。也有很多是夹杂着几种写作手法，诸种文化搅揉在一起的。这一篇篇人文气息浓厚的佳作，就是余秋雨文化心灵得到伤害，文化情结无法得到舒缓而结出来的珍珠。
余秋雨对中国的文化可谓爱之深恨之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他把一切都归结于文化，以至不无夸大文化的功用和文化的完美性能。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谈到的余秋雨文化征途多灾多难的原因。谢燕红说：“在余秋雨构造的穿越千年历史的散文空间中，为了达到一种戏剧化的审美效果，人物塑造的手法发生了变化，余秋雨把历史事实和虚构想象结合到了一起。”
余秋雨在《家住龙华篇后附记》中说：“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凭据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由此，可窥见余秋雨对文化的态度已达到分不清真实与虚构，想象与实在的混乱，感性吞没理性的“疯狂”地步，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固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色彩，依附着他的文化情结，像一股孕育了千年的灵气，贯注到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历史的暗角，历史的废墟，余秋雨都以其绵绵不绝的豪情给予或重燃或重建。“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中国人太不会反思了，所以废墟不断重现。送走旧的废墟，又迎来了新的废墟。绝望与希望因此而生。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人甘当历史与废墟的保存者，以他们独特的视角以及先验的见识，给昏昏古国注入了一支支的强心针水。诚然，就是这种悲剧的缔造与收留，为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光耀，书写了最有力的一笔，给中国知识分子文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树立了一个全新的体系。文明的道路就在这种废墟中戛然而止，让人叹息与茫然，不知该为历来被废墟吞没的大师哀悼，抑或为因创造了悲剧而成为不朽历史的大师庆幸？也许，历史原本就是一条由文明与废墟的交错连接而成的链条，相互相成又缺一不可。
在余秋雨笔下，历史的一点一滴都会勾起他深情的缅怀，不管是伤痕累累还是完美无缺。
三、别具一格的文化拯救
以一个教师身份的出走，余秋雨角色的转换很值得一探。韩愈在《师说》中说，教师的职能是“传道、授业、解惑”。而被余秋雨所尊敬的朱熹、张栻、xx明等大师，又都是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地讲学，严格意义来说都属于教师阶层。余秋雨本人也从一个大学教授做到大学校长，拥有过正式的教师身份。为何意识形态转变得如此迅速，令他卸下了教师的苦行装？也许，《千年庭院》一文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这就是余秋雨的答案。接下来，余秋雨推出了席卷华夏大地的文化大散文，一下子风靡无数读者。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余秋雨认为，“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小人哄闹。”而且他认为“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可见，通过文化大散文，实现传递文化的泛教化才是余秋雨的终极目标。余秋雨散文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
（一）哀悼失落的文明
“越是热闹的地方越是脆弱，这是中国老庄哲学早就阐述过的，然而都市的热闹却是人性的汇聚，人性汇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还依然脆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面对庞贝古城，余秋雨作了如此的叹谓。我们知道，人类的文化是构造人类文明最重要也是最主体的一部分。纵观世界史，人类文明遭到致命性的毁灭，不外乎两种情况：天灾和战争。天灾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才是最大的文明杀手。“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13]但他说漏了一点，就是文明的下一个阶梯是什么？也许从当下的国际形势，从美国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举动可以看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如果疏于自律与自觉，往往就会恢复蒙昧的状态，会对他国实行战争侵略。战争一旦发生，文明就岌岌可危，甚至会趋向毁灭，最终又将重头来过。所以说，文明的下一个阶梯，可能就是毁灭。庞贝古城的文明，就是毁于战争。因此，我们应该警惕，文明的进程，伴随着的未必是越来越有序，越来越规范，相反，它极可能重新变为无序、混乱状态。为什么？因为它有可能导致战争。可见，文明也是危险的一种状态。
哀悼失落的文明，是为了更加巩固现有的文明。哀悼不是结果，也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方法。余秋雨就是用它的散文，揭示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理性。
（二）重建精神的文化
余秋雨在湖南长沙市的岳麓书院作了一次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在他的演讲稿中提到，中国文化至今为止已搭建了“经典学理之桥”“世俗民艺之桥”“信息传媒之桥”等三道桥，而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搭建“第四座桥”——“让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在我们的手上或者我们下一代的手上，去感动其他文化族群”。在方法上，余秋雨引用了黑格尔的话来说明：“历史是一堆灰烬。我们要把手伸进这堆灰烬里面，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余温，我们要捕捉的是这个余温。把这个余温和我们的体温连结来，然后有可能点燃更多读者心头的文化之火。”
“点燃读者心头的文化之火”，这是非常适时的提法。在工业全球化、后工业时代到来之际，加上影视文化的高度入侵，读图时代进入渴望期，快餐文化的阅读成为集体无意识。人们远离文本、远离经典，高效率和快节奏使传统的经史子集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而余秋雨正是用他的忧伤、用他的悲怆、用他的批判，企图重新召回广大读者阅读纯文学、特别是凝集整个中华文明精髓的儒家经典的兴趣。余秋雨散文艺术特征正在于此，符合戈茨基审美反应新方面的理论，即“审美反应不只是徒然的舒泄和放空炮，它是回答艺术作品的一个反应，引起进一步行动的一种新的极强有力的刺激。”
在网络流行用语缔造的方便意识，时尚杂志拼凑的悠闲观念，经济大潮酿制的实用主义等影响下，年轻一代消解了文化的责任。在国外、特别是欧美以及日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欲享受的生活方式的引进，以读书为精神消遣的传统主流生活方式日趋边缘化。人文山水、文化遗产这些概念仿佛飞速远去，遥不可及。关注历史的景深、文化的景深，重视文明的重建，保护文化的遗址已成为中华民族迫在眉梢的大事。埋在各大高校、研究所里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专业术语却令普通民众视为魔咒，难以理解和接受。基于以上情况，贴近民生、以大众话语为先导的秋雨散文便呼之欲出了。尤其当余秋雨占领了文化的制高点，振臂高呼云集响应之时，更能为他充当文化播火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担任文明的大使
在中国佛学里，有“入世”与“出世”之说。“出世”是为了能够“入世”，更好地“入世”。“入”还是“出”，取决于当事人对待事实的态度：是否在乎当权者的神色。余秋雨不同，他是完全的“入世”。他无须佯装愤世嫉俗而去隐居，积得一段舆论资本再“重返人间”。因为它介乎官方与民间的第三立场，最让自己方便。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余秋雨手上，文化也是“任他打扮的小姑娘”。他担任多个地方政府（如xx、余姚市政府）的文化顾问，以及许多商业组织（如湘财证券）的文化顾问，又到各地进行演说（如岳麓书院的讲学）。他的文化形象，像一条条的条形码，贴在无数的商品上充当商业标签。在他的人生履历上，大概雅与俗只是硬币的两面，本就是密不可分，相依相靠的，着眼那一面，只取决于自身的视角。所以，凡是能够利用来方便其布道的工具，余秋雨都不拘一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积极“入世”，不断现身于各媒体（以电视为主）。除了凤凰电视台的专栏节目，在各种与文化沾边的场合，譬如国际大专辩论会等活动，余秋雨又是当嘉宾又是做点评，忙得不可开交。他以一个文化大师、文明使者的身份，逐渐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在许多学子、普通百姓的脑海中。在文明的社会，借助文明的工具来更好传递文化，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新的超越，新的成功。余秋雨身体力行，用行为印证他的思想，他的观点，他的希望，并在他的文字中将这一连串的痕迹更好地融入山水文化、民族文化，向那些隐藏深宫大宅的专家学者们发出了挑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在余秋雨的牵线与搭桥下，在新时期有机的整合了起来。
四、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文化征途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性的溯源和文化的寻根。然而，作为文化征途上的跋涉者和考察者、冒险者，本应深知对文化人格的求索和求全上，有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就是尊重历史真实。我们不能否认：作者一直都渴望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都是健康的、正常的。然而在诸多扭曲的社会和变态的制度压迫下，加上价值的迷失和机遇的越位，许多有圣人潜质的知识分子都或早夭或异化或大器无成。在如此的矛盾中，作者无法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两者碰撞交织中分身，于是经过意识的分拣，在多重折中下采纳了更符合自身喜恶的历史可能。
余秋雨对历史是明晰的，对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态度也十分鲜明。然而，在如何评价自身的遭遇和过往历史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含糊以及掩饰导致了不少人的非议。作为一个实证派的文化大师，余秋雨一系列的离经叛道，频繁的亮相媒体，以文化名义指点江山，惹恼了不少寂寞中的学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余秋雨将自己和盘托出，张狂不羁，无法自敛，很容易便失去学者的严谨，露出破绽。
在这种情况下，余秋雨文化之旅终于化作了文化“苦”旅，遭遇众人围殴：出现了以余杰为代表的“人格史判官”，以金文明为代表的“文化史牛虻”。余金二人，一个咬住余秋雨文革的历史不放，一个找出了余秋雨散文的126处硬伤。这是余秋雨始料不及之事。
文化史本来就由批评与反批评组成。作为一个探索者，风风雨雨自然逃避不了。但在对待别人的善意指责与批评，作为一个拥有知识分子良心的文人，究竟要采取何种态度去面对，这将又是另一个课题，本文拟不就此多做评价。
参考文献：
[1]朱大可《抹着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戴锦华《大众文化包围中的文学》，中国大学人文讲演录，柯文出版社，2001年版
[3]宫照敏《悲剧蕴含——论余秋雨散文》，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1 卷第11期，2004年11月出版
[4]余秋雨《可怜的正本》，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5]余秋雨《庐山》，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6]余秋雨《没那么重要》，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7]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8]谢燕红等《表演的散文》，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8月第9卷第4期
[9]余秋雨《废墟》，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10][11]余秋雨《千年庭院》，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12]余秋雨《脆弱的都城》，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13]余秋雨《乡关何处》，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14]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现代心理学文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