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余秋雨对散文是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认定,与现代散文大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第一要写“散文的心”的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心”理解为蕴含于文的、富有意义的主体精神,这是决定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
回顾建国后散文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散文虽然有着明显的关注社会、思考现实的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没于纯粹的社会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独立的创作主体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这样的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离历史现实的“伪崇高”色彩。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努力切近社会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却因思想的浅薄、情感的浮泛而显示出一份贫弱与苍白。此外,即使在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思想个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被遮掩,艺术创作中极为可贵而重要的主体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有时乍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色彩浓厚;看似抒发自我怀情,但矫饰成份居多,创作主体富于个性化的情感理想、艺术思维受到极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建国后散文模式的影响,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以往的散文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虽然也有了一些年轻作家的散文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散文创作仍未形成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撞击与交融之中思索着,在多元融合对立的现实中开始冷静定位自己的坐标。在这种背景之下,散文也开始了以新的姿态走向当代人的心理。开始由相对浅显单一的抒情、言志进入深层的思考,由感性的热情转向理性的期冀,由难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关联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种优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现实的精神品格开始渗入散文实践,散文领域日渐形成艺术创作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确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开启的系列散文笔涉中外,它们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探寻社会文化真善美的历程中,通过文化品位的渗透而确立了独具个性魅力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说,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在余秋雨散文中得到了真切的落实,也正是这个散文的“心”把他的散文推进了深远的艺术境界。
突出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从而强调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而透过艺术创作探视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余秋雨散文呈现给人们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叩问意义、价值世界的理性自觉。应当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是余秋雨强调内在精神价值的散文观形成的根源。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可以使创作主体在社会思考中渐进形成优美深沉的诗性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生成于现实而又能挣脱现世物欲的羁绊,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超越中探寻生命、生活的意义,能动地构筑人类精神家园。余秋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始终立足于现实,满怀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以现代的价值评判而执着于对历史文化、人类文明的洞察,通过意义的追寻、价值的叩问而逼近人类历史文化的精神本质。所以确切地说,他的散文创作是其作为创作主体以诗性情怀对客观世界审美观照的结果,因而不难理解其作品为蕴含着丰厚深沉、令人感慨的精神人格。对此《文化苦旅》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者写作《文化苦旅》的初衷,就是想从古老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之中捕捉到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闪烁着价值光辉的历史亮点。他用“生命”开始其意义深远的“文化苦旅”,用“生命”捕捉“历史亮点”的过程便是一种超越经验而走向意义与价值追寻叩问的历程。
同时,在余秋雨身上不难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薰陶下的优秀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自觉。这种自觉促使他必须借助一定的方式来唤醒、强化大众的生命意识、忧患意识以及民族意识,于是散文成为了他以诗性情怀观照历史人生所获的感悟的有效表达方式。在意义与价值追寻叩问的历程中,创作个体人生际遇与经历转化成为了一种意义深刻的价值性体验。在余秋雨看来,散文是这种价值性体验极为适宜的载体,他期望通过散文这样一种创作主体个性意识可以得到充分而自由发挥的文体将它们传达出去,以使人类文化精髓得以传承,精神人格光辉得以发扬光大。因此在其关注人类文明、文化底蕴深厚的系列散文创作中可看到作者往往以一现代“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走入渊远流长的文化历史长河。
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引领余秋雨散文笔触探入人文精神深层。“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5]这里所谈虽然是关于《文化苦旅》的创作,实际面对欧洲文明余秋雨也表现出类似的意趣,比如《行者无疆》便是如此。在《文化苦旅》中,他借助“游记”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来探触古老中国沧桑历史文化的灵魂。如在《道士塔》、《阳关雪》里,作者追根溯源,通过对过往历史的透视展现泱泱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字里行间渗透兴叹与无奈、豁达与悲凉,表现出了一个富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历史对话的深沉慨叹。在余秋雨笔下,历历山水古迹实际上是座座历史和文化活着的雕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作者的深层探寻与深邃的思辨凝聚成了独特的思想精神,使其散文创作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对知识分子人格精神问题的关注同样是这种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从余秋雨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为代表的早期散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和传统文人的心路历程。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和集中体现者,借助对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格考察可以读解民族文化内在的精神实质。所以,在余秋雨散文中你常常会感受到一个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知识分子良知而介入现实、评点人事的艺术形象存在,从中可品读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的“入世” 精神,由此可见余秋雨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感特质。余秋雨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情怀来观察生活、思考历史和把握时代,并于其中倾注进了浓重的个性和“自我”色彩。他写苏东坡磨难中的刚强豁达,赞佩其有着“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 ,把他誉为“时代的峰颠和精英”[6];写柳宗元的“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起一个可人小天地”[7],颂其在贬官之地造福于民,创出斐然政绩等等,从中我们应当可以清楚地看到余秋雨对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体认,并且也可感受到在他通过散文创作呼唤一种“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的过程之中,这种精神人格已内化成其自我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生成于对历史文化、社会人生的眷注与思考,却又带着浓烈的个体价值评判色彩。
我们说,散文的主体精神要想达到“真”而“美”的境界,必须以创作心灵的自由、真诚为前提。“散文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8]其中所揭示的应是散文创作的内在规律。然而在漫长的年代中散文创作往往陷于刻意雕琢的境地,人们很难从中真正体味到作者的真实人格和复杂的人本心理世界。余秋雨散文则以其形神之不拘一格地自如挥洒而展示给人们一个解放舒展的心灵。它拒绝雕琢虚假与矫揉造作,敞开心灵,使得一种令人惊喜的真诚而大气的审美风范得以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