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何谓文化》【下】(4)

2018-07-20余秋雨

  世界报告(4)

  五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谈谈个人的感受。

  前面提到,我在上世纪末就对“文明冲突论”提出异议。这种异议,较系统地见之于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写的书籍《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中,也见之于我花了两年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专题《秋雨时分》中。

  照理,我贴地考察了当今世界冲突最严重的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地区,最能呼应“文明冲突论”,为什么却反对了呢?

  我在那两本书里写道,看来看去,确实到处都在发生冲突。但是,所有的恶性冲突都发生在文明和野蛮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间。因此,当今世界应该划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

  那么,什么是“当代野蛮”呢?我在书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项,那就是: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破坏、制毒贩毒、极端霸权、极端民粹,以及面对自然灾难和传染病无所作为。从事这些“当代野蛮”的人,和反对这些“当代野蛮”的人一样,都散布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解释成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们就有掩饰自己野蛮行径的嫌疑。

  我在几本书里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

  几万里历险告诉我,“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线、共同的防范、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共同”,是人类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证。如果有谁热衷于文明族群之间的挑唆,那就势必会淡化乃至放弃这么多“共同”,最后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在这么多“共同”下,文化差异就必须被保护、被欣赏了,并由此产生文化的多样性。

  对于守护文明的共同底线,我们的态度是严峻;而对于保护文明范围内的多样差异,我们的心情是喜悦。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专业的文化行为。因为我发现,在文明课题下的轻重颠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错置,这样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造成了浓重的人文迷雾,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由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被他们夸张成了你死我活,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论。对此,我还是只能以自己为例来作一些分析。

  我在华文读者中的形象,是中华文化的搜寻者和捍卫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论也总是在我身边鼓荡,希望由我进一步来带头强化。但是,只能让他们深深失望了,因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写道——

  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诚阐释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

  既然一个小小的心灵都能融汇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无怨隙,那么,大大的世界又会如何呢?

  确实,我一直认为,当我们在讨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内心贮备,当作一个参照范本。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却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例如,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一个社区,一百年来聚居着来自北方、来自南方和本地原住这三拨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难分彼此。一天,忽然来了几个文化人,调查三拨居民百年来的恩怨情仇。他们问:偷盗事件以哪一拨为多?群殴事件以哪一拨为多?又发生过多少次跨族群仇杀?折腾过多少次法庭诉讼?这一切,与三拨人的地域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三拨人的后代,在今天的处世状况如何?……这样的调查,经过一个月,拟成了初稿印发,结果,这个社区对立横起、冲突复萌,再也无法友爱和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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