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人文关怀和唐山地震
“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人却能够领悟。”
“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才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
——余秋雨《天灾神话》(《寻觅中华》，作家版二〇〇八年五月)
“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又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5月24日《驳“天谴论”——余秋雨与网友的一段对话》
【余秋雨的荣誉】
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全面震撼，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世界十大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余秋雨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性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具有人文学科教授头衔的人，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西方文明世界预告了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网络超男。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唯一的中国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满了数十万名听众，被自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精英”和被环宇电脑评级系统测评为“中国座标人物”。
【余秋雨著作介绍】
《借我一生》
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余秋雨
《文化苦旅》
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行者无疆》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千年一叹》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他们一行人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
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霜冷长河》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
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
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笛声何处》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
《寻觅中华》
纵观《寻觅中华》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和华丽的词藻，其间多的是睿智的语言，以及一则则通俗的故事。余秋雨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了一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它为每一名读者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壮阔和黄河文明的盛衰，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
【余秋雨《笛声何处》精彩书摘】
用国际观念天空中国传统文化，是从本世纪开始的。但是，学精思深的现代学术泰斗们从一开始就未能给昆曲以应有的地位。他们甚至不愿意多向这种风靡两百年之久的艺术现象多瞧几眼，这使昆曲非常沮丧。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鼻祖王国维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戏曲的峰巅是在元代，明清戏曲无法与之相比。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宋元戏曲考》十二：元戏之文章)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南戏亦然，此戏明中叶以前作者寥寥，至隆、万后始盛，而尤以吴江沈伯英璟、临川汤义仍显祖为巨擘。沈氏之词，以合律称，而其文则庸俗不足道。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雋，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宋元戏曲考》十六：馀论)
王国维先生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定在昆曲产生之前，由于他的崇高学术声望，这种研究格局一直对后代产生着影响。与王国维先生坚持的中国戏曲的发达“至元代而止”的观点正好相反，新一代的文化史家如胡适之先生则相信文学的逐步进化，那他应该肯定明清昆剧传奇对元杂剧的超越了吧?但是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更靠近的进化，同时又出于他历来对文化世俗形态的重视，很自然地肯定了花部对昆曲的替代。他在1918年9月发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戏剧史在不断进化，由昆曲朝代而变为俗戏时代不是倒退，而是一大革命，“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结果，昆曲也无法在胡适之先生那样的文化史学构架中占据太高的地位。文化进化论必然会着重关注各种文化门类的最近形态，因而很多现代人都会把京剧(平剧)视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并把这观念输向国际社会。这样，昆曲在学术上就处于一种尴尬地位：既被看作不如元杂剧而不值得细加研究，又被认为理应被花部代替而不值得继续流连，两头脱空。但是，近几十年研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资料被钩沉搜罗，使昆曲的实际存在状态被更多人了解了，也使我们有可能来重新思考它在中国戏曲史上所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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