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他认为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死时才47岁，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影响，并绵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嘈杂只能每繁衍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远离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找生命的底蕴。唯有这时，“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