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失足妇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失足妇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失足妇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
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看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