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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写作背景
《雨巷》写于1927年夏天，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诗人时年22岁。曾因投身革命而被捕的诗人，面对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隐居在江苏松江朋友家，孤独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夜坐听风，昼眠听雨”，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可生活贫乏，整天“窗头明月枕边书”，诗人只能在“旧时的脚印”、“青春的彩衣”和星光下的盘桓中寻求慰藉。个性的轻柔、忧郁和时代的重压，使《雨巷》成为现实黑暗和理想幻灭在诗人心中的投影，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
作者人物评价
戴望舒能在文学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创作的优秀的诗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为其风格独特的诗作被人称为现代诗派“诗坛领袖”。1927年，他的诗《雨巷》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而1929年所创作的《我底记忆》则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钱理群)[8] 戴望舒诗歌中的忧郁情思为基点，诗歌中所蕴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爱情诗在表现爱情的隐私性以及表现爱情时多运用女性意象方面，明显地受到晚唐诗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温、李诗歌相思主题的现代连释。
同时，爱情成为诗人人生体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体现了戴望舒诗歌的现代性。综言之，戴望舒的爱情经历是现代的,爱情特质是现代的,但他所赋予的表现形式却是古典的、传统的。其次，戴望舒诗歌中的悲秋主题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诗人以咏秋的传统题材来呈现现代人寂寞与青春烦忧的感伤情怀，加强了诗歌的审美张力。而理解隐藏在悲秋主题背后的死亡意识则能更好的理解诗歌中的忧郁情感。分析戴望舒的《致萤火》等诗篇，我们还可以发现诗人的死亡想象与书写方式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统。
最后，戴望舒诗歌中的田园乡愁与牧歌情怀是一种传统的人间情怀的流露，深具东方诗的神韵，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仅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羁旅者形象的影响,同时寻梦者与夜行人形象又明显地带有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带有现代性意味的创作母题。作为一位深受中西文学和文化影响的诗人，戴望舒积极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诗。戴望舒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启示现当代作家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应该以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机制为基础，以民族精神为灵魂,来吸收外国文学的艺术营养，建构具有现代这一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李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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