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方正的人方正在什么地方，奸邪的人奸邪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奇怪呢？不善于这样去考察罢了。方正的人说：“国家还没有治理好。”奸邪的人却说：“已经治理好了。”奸邪的人战胜方正的人，十回常常有八九回。用国家的实际情况去考察谁是谁非呢，自己却没有作过。采用了方正的人的措施，奸邪的人说“可以放弃”，于是便一定要放弃。用先王的大道、人民的愿望去考察那措施是否对，等他施行有了结果再评议是否有成效，然后对方正的人实行赏或者罚呢，自己也没有这样作，对于谁是谁非、用与不用，随意决定而已。就这样，所以方正的人不能将他的治国措施推行到底，奸邪的人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搞挑拨离间，决策无法确定，在信任使用上轻率而容易受蒙蔽，号令不统一，赏罚不分明，想求国家得到治理，怕就差得远了。方正的和奸邪的两者都得到重用，有朝一日如果败了事，谁又负主要责任呢？
有人说：“大贤人、大奸佞这两种人，不能考察到他的实质。”我回答道：你所说的不能考察到他的实质，是不是认为大贤人的贤，大奸佞的佞，或许连一点儿迹象都不表露呢？我本就说过，如果没有一点儿迹象，那么从哪里去了解他呢？那就一定要弄清他的真实用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弄清真实用心，这也就是考察他的实质，哪有不可以的呢、要知道既不追踪他的表面现象，又不愿弄清他的真实用心，而想了解那人是贤人还是奸佞，岂不是办不到吗？然而你所说的，无非是厌恶他的表现难于知道罢了。而我说的这一点。就是以他的真实用心去了解他，这个意思能够改变的恐怕很少。